第二章 中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
第二章 中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
历经两百余年的发展，加拿大英语文学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涌现出了如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Leacock）、莫利·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休·麦克伦南（HughMacLennan）、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wrenc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艾丽斯·芒罗（Alice Munro）、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 和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和诺斯罗普· 弗莱（Northrop Frye）、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 这样的世界级批评家。而且，加拿大英语文学就像加拿大这个年轻的国度一样，在“多元文化”的浸润下显示出勃勃生机，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人文关怀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时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经历了沉寂期、发生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共时地看，每个阶段又大致涉及译介、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本章将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学术研究历程做一番梳理，阐释其发生与发展的动因、范式和机制。
第一节 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沉寂期（1949—1979 年）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主要以作品译介为主。译介题材侧重现实主义作品，比较单一，而且数量相当有限。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泰德·阿兰和塞德奈·戈登合著的长篇传记小说《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约瑟夫·华莱斯的诗歌选集《我的兄弟们》；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华莱斯诗选》。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戴森·卡特的长篇小说《明天是我们的》；1962年，他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没有父亲的儿子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7至196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欧·汤·西顿的动物故事选集6种。《译文》杂志① （《世界文学》的前身） 1957年6月号刊登了萧乾翻译的里柯克幽默小品。1963年，同样出自萧乾（署名佟荔） 之手的《里柯克小品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评论主要作为译介作品的补充说明，出现在“译后记”中，还没有独立的、学术层面上的作家作品研究。比如，萧乾对里柯克的评价是：“他（指里柯克） 同情小人物，憎恶大富甲；他善于挥动一支笑骂的笔，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里种种不公道、不合理的现象，用简洁有力的笔触刻画那个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剖析他们灵魂中的贪婪自私、庸俗浅薄。”②而《没有父亲的儿子们》这样的小说之所以能得到译介，是因为它“反映了当代加拿大社会生活中典型的矛盾和斗争；爱好和平的劳动人民与战争贩子、反动统治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逐渐觉醒的加拿大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保卫自己权益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及其走狗所作的坚决斗争”。①和零散的译介和作家作品评论一样，这一时期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也没有什么建树。实际上，1950 年代以后，随着诺斯洛普·弗莱的崛起，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正逐步摆脱“步人后尘，毫无创新可言”②的尴尬局面，影响力逐渐显现。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终结了英美“新批评”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结构主义批评的时代，是西方文论史上的里程碑。我国在1960年代初就开始引入原型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2年出版《现代美英资产阶级理论文选》，介绍了1950年代之前原型批评学派的代表性论述，但却没有提及弗莱的开创性贡献③，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改革开放后，我国才开始全面接触以弗莱为代表的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理论。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既没有规模，也不成体系，是相当匮乏的。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广义上的外国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因而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维度。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批评必然具有不同的形态。具体来说，输出国文学资源的成熟度和输入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诗学形态和文学理论范式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外国文学批评的内容、形式和规模。因此，改革开放前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之所以匮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输出国文学的成熟度制约输入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规模。作为宏观上的接受主体，输入国一般会先把目光投向那些文学资源比较丰富、主题选择范围较广的外国文学。也就是说，只有当一种文学建立了完备的文学体系，并且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能为输入国提供一定的研究空间，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作为英、法的殖民地，加拿大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摆脱宗主国文学的影响。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以“联邦诗人”为代表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开始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二战结束前，加拿大英语文学已粗具规模，里柯克、菲利普·格罗夫、卡拉汉和休·麦克伦南都创作出了自己的最佳作品。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还是优秀作家的单兵作战，还没有形成合力和集团优势。二战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力的增强，加拿大英语文学开始为世界瞩目，但“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文化独立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是始于60年代末的当代文学”。①然而即便如此，加拿大英语文学在当时也没有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文学巨匠。在C.F. 克林克主编的1965年版《加拿大文学史》的“结束语”中，弗莱曾不无遗憾地承认：“世界上的大文豪能使读者在其作品中成长，丝毫不感到这文学天地的局限性，加拿大却举不出一位作家可以让我们作出这样的评语。”②即使在阿特伍德创作《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一书的1970年代，大部分加拿大读者对加拿大文学的了解也仅限于里柯克，甚至作家圈内人士也不看好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前景。
输出国文学资源的相对匮乏和成熟度的欠缺限制了输入国对输出国文学的认识，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译介作品的数量少、种类单一。外国文学的译介既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者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源，所以译介的匮乏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作家作品研究的滞后。文学创作的规模和文学批评的成就成正比。由于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历史并不长，所以英语文学批评的起步也比较晚。虽然之后出现了弗莱这样的批评巨匠，但由于缺乏底蕴，和英美等传统文学强国相比，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整体上还稍显稚嫩。因此，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无论是译介、作家作品研究还是文学批评研究都处于萌芽状态。从输出国文学的成熟度与输入国外国文学研究规模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看，出现这种局面其实是一种必然。
其次，输入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诗学和文学理论范式影响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在现代社会中，任何意识形态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完全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①因为外国文学研究的跨文化特性，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其中有更加明显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一直是我国文艺领域里的主导话语；虽然其间出现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旨在推动文艺创作和研究多元发展的指导方针，但“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是如此强大，主流的理论家不允许人们从其他视点来解释文学，文学仍然固定不变地被看成是从属于政治的”。②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创作和研究被政治化，衍生出了诸如“文学反映论”、“文学工具论”和“文学从属论”等次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限制了外国文学研究的选材范围，这在外国文学的译介方面有突出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在选材上主要侧重社会阵营国家，比如苏联、东欧诸国的文学作品③；英美国家的文学作品偶有涉猎，也主要是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比如狄更斯、哈代、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德莱赛等人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再看被译介过来的加拿大作家。华莱斯和卡特同属加拿大进步作家，自然被接纳；西顿是动物小说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因此无伤大雅；至于里柯克，由于和马克·吐温的创作风格相近，所以他的译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后者的受欢迎度。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17年间，“欧美作家的作品在我国的介绍除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较多外，就算美国的马克·吐温了。仅十几年的时间，他的重要作品几乎全部被翻译出版了”。①“文革”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几乎陷入停滞，“从1966到1971年，长达5年时间中国没有出版一部外国文学译作”②；1972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从总体上看外国文学翻译依然具有很强的政治诉求。本来就如蜻蜓点水般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在此期间更是销声匿迹。
社会诗学是社会对文学本质和功能的认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比利时著名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 认为“诗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技巧、文类、母题、人物和情境原型；其次是对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具有，或者应当具有什么功能的一种认知”。③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影响社会诗学来塑造个体受众对文学本质和功能的认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接受形式，文学批评既属于文学接受的宏观范畴，同时又通过“审读创作的产品，进而以某种形式去影响接受”④而起到衔接文学创作与接受的桥梁作用。与一般的接受不同，“批评型阅读要求主体具有更为复杂的心理结构，对主体的想象能力、情感能力，尤其是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更高的要求”。⑤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文学批评的文化特殊性，相对普通读者而言，批评者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和把握，同时也更加受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诗学的规约。也就是说，接受主体的言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诗学赋予的，这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有更加突出的表现。当输出国与输入国的意识形态存发生冲突时，受输入国社会诗学制约的接受者会采用符合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策略，以保证其解读的有效性。我国译者对里柯克和卡特作品的解读充分说明了“个人叙事（学术观察、思考） 必须要被纳入到时代的集体叙事之中，才有其合法性”。
在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诗学的作用下，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表现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话语。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参照“苏联模式”，强调文学的阶级属性和教化功能，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季摩菲耶夫在《文学理论》中明确指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②这本当时苏联主流的文学理论教材1953年被引入我国，确定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基本框架和基调。英美文论虽然也是我国当时外国文论的译介对象，但不是出于借鉴，而是为了批判。在为《现代美英资产阶级理论文选》撰写的“后记”中，袁可嘉指出：“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主流（如新批评派和心理分析学派） 是反动的，它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性和腐蚀性，是明显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我们应当予以批判。”③1950年代至1960年代是西方文论出现新流派和研究范式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因为我国对待西方文论，特别是英美文论的否定态度，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与西方文论的发展之间产生了断裂。苏俄文论的“一言堂”导致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一，从而限制了具体文学批评实践的视角和方法。
社会诗学和文学理论范式统筹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化表现。意识形态、社会诗学和文学理论范式共同塑造文学批评实践的格局。从宏观选材上看，现实主义作品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具体的批评方法而言，主要做法是将文学文本视为对现实的忠实反映，突出文本的意识形态性，以实现文学的教化功能。
第二节 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发生期（1980—1989 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出现了新的社会文化格局。以多元化为主要标识的社会文化格局影响了受众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形成了新的社会诗学。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开始反思之前的文学观念，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钱中文认为将文学等同于抽象意识形态的做法抹杀了文学的特殊性，指出“文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①童庆炳也指出：“文学意识形态性，是文学与其他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共性。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性。”②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淡化其社会性，是这一时期我国社会诗学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发生重要转向，“凸显出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的运动轨迹，即从之前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向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的转移，充分尊重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③此外，得益于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大量译介，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视角得以更新，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理论结构更趋合理，开始从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过渡。
除了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外，加拿大英语文学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为输入国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研究资源。阿特伍德创作于1980年代的两部长篇小说《肉体伤害》（Bodily Harm，1981年） 和《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年） 更加关注现实，具有强烈的政治暗示；《使女的故事》为其赢得了第二座总督文学奖。芒罗的短篇小说《爱的进程》（The Progress of Love，1986年） 被《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评为1986年年度最佳小说，也是总督奖获奖作品。另外，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带动下，包括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学也开始崭露头角，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整体优势日益显现。1984年，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在四川外语学院成立，开启了我国加拿大研究的系统化和学术化之路，为加拿大文学研究提供了机构和智力支持。从1980年代起，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开始走上正轨。
一、译介
198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文类涉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①、诗歌、散文和戏剧。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职场小说之王”的加拿大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自然广受欢迎，作品被大量译介。黑利的小说几乎都以美国为背景，通过讲述行业内部的故事，深入剖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行业入门百科全书”。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黑利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文版，比如《钱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汽车城》（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最后诊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大饭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等等。《译林》1982年第4期译介了黑利的中篇小说《08跑道》（与约翰·卡斯尔合著）；1986年第4期选译了长篇小说《烈药》。上海文艺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黑利的妻子创作的传记《我嫁给了畅销书作家》（1985年），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题材与黑利小说相似的保罗·厄尔德曼的金融小说也得以译入，比如《世界金融风云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投机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和《美元风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文革”前就得到译介的西顿和里柯克在1980年代没有淡出读者视线。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出版西顿的《贫民窟里的猫》；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里柯克的《小镇艳阳录》。此外，休·加纳的《坎坷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麦克伦南的《长夜漫漫》（重庆出版社，1987年） 和露西·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也得到译介。
加拿大文学有优秀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加之短篇小说的可读性强，所以短篇小说的译介是这一阶段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主要内容。
卡拉汉的短篇小说具有比较高的译介率（《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1期；《外国文学》，1987年第2期）。《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推出“加拿大作品辑”，译介了查·乔·道·罗伯茨、劳伦斯、休·胡德、玛·加兰和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外国文学》1987年第2期也刊登了劳伦斯的作品。其他被译介的作家还包括：加纳（《世界文学》，1980年第5期）、辛克莱·罗斯（《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罗伯特·克罗耶奇（《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短篇小说除了通过期刊得到译介外，还见诸各种短篇小说集，比如《加拿大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加拿大短篇小说选》（重庆出版社，1985年） 和《结婚礼物：当代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花城出版社，1986年）。
诗歌方面，《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4期译介了肯·米歇尔的作品；《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译介了艾·波·约翰逊、埃·约·普拉特和阿特伍德的诗歌；《外国文学》1984年第12期刊登了厄尔·伯尼、欧文·莱顿、阿特伍德和翁达杰等人的作品。散文方面，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里柯克幽默随笔集》；《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推出“加拿大文学专辑”，译介了卡拉汉、麦克伦南和劳伦斯的散文。戏剧方面，《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和《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分别译介了乔治·里加和米歇尔的剧本。
改革开放初期，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仍然是外国文学译介的重要选材依据，所以这个时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题材还是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但所选作家大都是文学成就已经得到认可的经典作家，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因此，总体上讲，社会性与文学性兼顾是这个阶段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译介的选材标准。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资料的译介也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选译了弗莱为1965年版《加拿大文学史》撰写的“结束语”。虽不是长篇大论，但该文深入分析了加拿大作家的创作心理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曾经两次被收入弗莱文集，是一篇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和弗莱批评思想的重要文献。《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刊登了加拿大批评家，文学月刊《加拿大论坛》主编山姆·索莱基的特稿《加拿大英语文学介绍》。该文全面回顾了1980年代以前加拿大英语文学，语言精练，见解独到，是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选译了《批评的剖析》的结语；《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译介了弗莱的《通向梦境的钥匙》和《〈圣经〉与文学》两篇文章，并在“现代作家小传”中简要介绍了这位加拿大文学和文化批评巨擘。
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外国文学译介与外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存在错位的话，那么，1980年代的外国文学译介正逐渐填补这种错位造成的空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大致确立了我国此后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走向和框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初步形成涵盖文学作品翻译和文学理论和研究资料翻译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体系。
（2） 文学期刊在推广外国文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优秀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最先通过文学期刊得到译介。
（3） 翻译出版开始走上丛书化、系列化道路。1984年，四川外语学院加拿大研究所推出“枫叶丛书”（即上文提到的《里柯克幽默随笔集》、《加拿大短篇小说选》和《长夜漫漫》），首次尝试集中成套地译介加拿大文学作品①，为此后的加拿大文学翻译出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作家作品研究
文学作品的广泛译入为深入和系统的文学批评实践奠定基础。198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独立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评论文章。黄仲文是我国较早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学者。《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刊登了他撰写的《加拿大的英语文学》，文章从宏观上介绍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背景、发展脉络和代表作家，是国内较早介绍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论文。之后黄仲文和张锡麟合作，在《当代外国文学》1987年第4期和1988年第3期发表《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特征和发展》和《加拿大英语文学背景初探》两篇文章，进一步梳理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背景、特征和发展阶段。此外，刘新粦的《加拿大文学初探》（《暨南学报》，1987年第3期） 也从宏观上分析了加拿大英语文学在诗歌、小说和戏剧方面的创作特点和代表作家；汤潮在《加拿大当代诗歌管窥》（《外国文学》，1984年第12期） 中评述了1960年代以来的加拿大英语诗坛。
除了对加拿大英语文学进行整体观照外，我国研究者还开始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评析。黑利、卡拉汉和蒙哥马利的作品是主要解读对象。在作品被大量译入的基础上，黑利走进了评论家的视野。俞建章在《大洋彼岸：读阿瑟·黑利的小说》（《读书》，1982年第12期） 中解读了黑利作品的思想内涵。卡拉汉是加拿大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以创作短篇小说著称，曾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作品帮助短篇小说在加拿大当代文学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①卡拉汉的短篇小说在我国一直有比较高的译介率。黄仲文在《〈莫利·卡拉汉短篇小说集〉评介》
（《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1期） 中分析了卡拉汉的创作特色。蒙哥马利是较早译入我国的加拿大女性作家，很多读者都是通过《绿山墙的安妮》这部闻名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品认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陈舒平的《伊甸园中的灰姑娘——论〈绿山墙的安妮〉》（《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解析了小说的主题模式、语言特色和人物塑造。
三、文学理论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刊登张隆溪的论文《弗莱的批评理论》，标志着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开始起步。该文以弗莱的名著《批评的剖析》为参照，深入、客观地分析了弗莱的文学批评体系和思想。论者认为和“新批评”相比，弗莱的原型批评“眼光更为远大，更有系统性和规律性”。①而对于弗莱批评理论的缺失，论者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弗莱的批评理论虽有一套看起来十分严整的概念结构，但由于他把批评局限在艺术形式的研究方面，所以他的理论作为一个体系来说是空洞的、抽象的”。②在其后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张隆溪再次评价了弗莱的批评理论，认为其优势在于“从大处着眼，眼界开阔”，不足在于将批评和判断对立看待，“不能细察艺术作品的精微奥妙，不能明辨审美价值的上下高低”。③叶舒宪在《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中从正反两方面解读了弗莱的批评理论，认为原型批评“有助于文学知识的系统化，文学批评的科学化”，但“将认知理解与价值判断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主张唯科学主义”是其局限所在。④值得一提的是，在该著中叶舒宪还参照弗莱的叙述程式理论重构中国上古神话宇宙观的模式系统，是国内较早运用弗莱的批评理论解读中国文化现象的尝试。另外，胡经之和张首映编写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也讨论了弗莱的批评理论，认为其在提高文艺学地位、扩充文艺学研究内容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缺陷在于用共性取代个性，忽略社会生活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上述学者对弗莱批评理论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学界对弗莱批评理论的认识水平，为之后的弗莱研究奠定了大致的基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弗莱研究并没有局限在弗莱理论本身，就事论事，而是有所扩展和升华。譬如，在《弗莱的批评理论》的结论部分，张隆溪借分析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之机，讨论了文学批评中如何看待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一经典话题，辩证地指出：“在文学批评中，片面强调形式固然错误，但脱离文学形式空谈思想内容，也同样是错误的……所以无论怎样先进的思想内容，在没有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之前，就不称其为艺术。”①叶舒宪在《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原型批评并不像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一种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研究，它力图透过具体的、可变的作品内容去把握抽象的、普遍的内在结构，这就是说，它把内容上升为形式，它所要把握的形式不是舍弃内容的空壳，而是内容本身的结晶。”②形式与内容实际上是文学独立性和文学社会性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可以说，张隆溪和叶舒宪的观点是我国当时以强调文学独立性、淡化文学社会性为特点的社会诗学的产物，契合了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范式转向。
1980年代是我国的社会文化转型期，也是催生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时期，但之前的学术思维不会立刻消失，因此新旧学术思想往往互相碰撞，形成社会文化转型期特有的学术张力。处于这个阶段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
（1） 文学批评仍然具有政治话语的形态。黄仲文在评价里柯克时指出：“李科克没有给人们提供出路，他知道封建制度、帝国主义大势已去……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不理解。这就是他所处的困境。”③又如，俞建章认为黑利的小说“印证了那个由马克思所论证的‘铁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终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①两位论者的观点说明“文学反映论”等强调文学社会性的文学观在改革开放初期依然存在，虽已不是主流，却还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2） 理论意识淡薄、阐释视角单一。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与西方的文学理论发展之间存在断裂。所以新时期中国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普及西方文论的知识，填补断裂产生的空白。
但必须承认，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国学人感性的求知欲，对引入对象往往缺乏理性的甄别和消化。因此，虽然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于1980年代形成高潮，但西方文论的批评思想还没有内化为中国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对文本的解读大多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上。
（3） 研究体系初步形成。应该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还不深入，研究面还不够广，对文学现象缺乏学理层面上的观照。但从形式上看，由译介、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构成的研究体系已初步成形，特别是对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为199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打下基础。
第三节 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发展期（1990—1999 年）
发轫于1980年代的审美型文论在1990年代后逐渐成为我国主导的文学批评话语。②同时，经过1980年代的传播与积淀，进入1990年代，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找到了适合自身生存的理论土壤，渐渐融入中国的批评语境。而中国学者也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中逐渐将西方文论的批评术语转化为批评思想，将西方文论的批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批评思维，开始自觉地从理论层面上对本土及外国文学现象进行观照。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这个阶段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另外，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进一步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文化格局，为我国1990年代后期引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理论作了铺垫。
加拿大文学研究专家豪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 认为，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许多之前处于边缘群体的小说家大量涌现，小说对身份的表征让种族、种族性、性别和民族性显示出新的重要性，加拿大文坛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①如果说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在1980年代崭露头角的话，那么进入1990年代则迎来集体爆发。斯里兰卡裔作家翁达杰1992 年凭借《英国病人》（The EnglishPatient） 摘得有“小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英国布克奖，在让世人见识到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魅力的同时，扩大了加拿大文学的国际影响力。其他少数族裔作家如M.G. 瓦桑吉（M.G. Vassanji） 和罗辛顿·米斯垂（Rohinton Mistry） 等也都展现了超凡的创作实力。此外，华裔加拿大英语文学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李群英的半自传体小说《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 1990年获总督文学奖提名，拉开了华裔文学向主流文学进发的序幕。本土作家方面，阿特伍德1990年代推出《强盗新娘》（Robber Bride，1993年） 和《别名格雷斯》（Alias Grace，1996年） 两部极具分量的作品，巩固了自己一流作家的地位。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为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创造条件。
一、译介
进入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量明显增加。长篇小说方面，被译介的作家作品包括：黑利的《晚间新闻》（译林出版社，1990 年）、阿特伍德的《假象》（又译《浮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 和《可食的女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威廉·贝尔的《幽灵出没的日子》（明天出版社，1994年）、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迈克尔·布洛克的《黑娃的故事》（译林出版社，1996 年）、苏珊娜·穆迪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翁达杰的《英国病人》（作家出版社，1997年）、法利·莫厄特的《与狼共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盖伊·范德海格的《英国人的仆童》（重庆出版社，1998年）、埃里克·科克的《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重庆出版社，1998年）、安妮·迈克尔斯的《漂泊手记》（译林出版社，1998 年）、劳伦斯的《石头天使》（译林出版社，1999年）、希尔兹的《斯通家史札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和《拉里的家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阿特伍德的《别名格雷丝》（译林出版社，1998年）、《可以吃的女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 和《浮现》（译林出版社，1999年）。此外，《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4期选译了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
短篇小说方面，《世界文学》1990年第5期推出“莫利·卡拉汉专辑”，译介了卡拉汉的11篇短篇小说；1994年第5期译介了罗辛顿·米斯垂、丹·戴·摩西、希曼妮·班奈尔吉和狄昂妮·布兰德的作品；1998年第6期译介了芒罗和希尔兹的作品。《外国文艺》1992年第4期译介了劳伦斯的作品。① 《外国文学》1993年第4期推出“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作品译介专辑”，刊登了她的短篇小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包括：《欲对你说：加拿大短篇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年）、《冰河之滨：加拿大短篇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里柯克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多萝西·斯比克的短篇小说集《爱之猎物》（重庆出版社，1998年）。
诗歌方面，阿特伍德的诗作是译介的重点（《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第4期；《译林》，1994年第4期；《世界文学》，1998年第6期）。另外，《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译介了阿尔·珀迪、帕·莱恩和劳娜·克劳吉尔等人的作品；1998年第6期译介了帕·凯·佩奇的诗作。出版的诗歌选集主要包括：《比眼泪更美：加拿大现代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加拿大抒情诗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加拿大联邦诗人诗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散文方面，主要出版作品有《里柯克幽默小品选》（作家出版社，1990 年）、《里柯克随笔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 和《李柯克幽默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98年）。《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5期译介了罗伯逊·戴维斯的散文；《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刊登了阿特伍德和苏珊·马斯格雷夫的作品。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资料的译介方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推出“加拿大文学丛书”（第一辑），出版了阿特伍德的《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和收录了弗莱等批评家论文的《就在这里：加拿大文学论文集》。《国外文学》1992年第2期刊登了袁宪军编译的《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综述》，该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主流的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模式，具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外国文艺》1992年第6期译介了克罗耶奇和哈琴的论文。克罗耶奇和哈琴都致力于后现代主义研究，是享誉世界的批评家，而哈琴更是继弗莱之后加拿大最有成就的批评家之一。《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译介了哈琴的评论性文章《另外的孤独》。在该文中，哈琴以文学为参照，深入分析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复杂性和缺失，是一份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重要文献。同年，哈琴的代表作之一《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The Canadian Postmodern：A Study ofContemporary English?Canadian Fiction） 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阐述了加拿大英语小说的后现代特征，是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必读书目。弗莱是被较早译入我国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家，1990年代我国对弗莱的译介出现了一个阶段性高潮，弗莱的多部重要著作（包括论文） 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译介，比如《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批评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和《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吴持哲等翻译的威廉·纽的《加拿大文学史》，填补了我国对国外加拿大文学史专论译介的空白。
1990年代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表现新的特点：
（1） 作品译介题材的多元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文化格局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外，像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1990年代的大量译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的诗学形态，改变了赞助人和译者在内的受众对于译介题材的选择标准。在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199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题材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既有《可以吃的女人》这样关注现代女性生存状况的女性主义作品，也有《漂泊手记》这样记录二战后犹太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诗化小说，还有《英国病人》这样兼具后现代与后殖民色彩的作品。此外，米斯垂、班奈尔吉和布兰德等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得到译介，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选材的多样性，同时体现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当代著名女侦探小说家盖尔·鲍恩的《画廊血案》和《死亡竞选》（漓江出版社，1997年），侦探小说家劳伦斯·高夫的《杀手》、《迷幻情人》、《记忆巷道》、《人性之外》、《厄运》（群众出版社，1998年），以及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的名作《神经浪游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 也于20世纪末与中国读者见面，进一步丰富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题材。
（2） 初步确立跟踪式译介模式。198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补课”，也就是说，大部分被译介的是原本早就应该被译介，但却因为客观原因没有被译介的作品。进入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出版，与在国内的译介正趋于同步，逐渐形成一种跟踪式的译介模式。例如，《别名格雷丝》、《爱之猎物》、《漂泊手记》和《英国人的仆童》都是1996年在国外出版，而在1998年就有了中文版。
二、作家作品研究
文学批评实践方面，1990 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论文视野更加开阔，对文学现象有了更加深入和多元的阐释。梳理加拿大英语文学渊源和流变的综论性文章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聂珍钊的《谈加拿大独立前的民族文学》（《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和《加拿大独立后的民族文学》（《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以加拿大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主线，从小说、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加拿大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张成珊的《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上海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和杨俊峰的《略论加拿大英语小说的演进》（《外语与外语教学》，1992年第2期） 分别对加拿大文学和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期，总结每个阶段的特点。张群的《漫谈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国外文学》，1993年第1期） 评析了20世纪之前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状况。这些文章进一步廓清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特征和发展脉络，为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源。
相对1980年代，199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进一步将视角延伸至具有不同性别和族裔身份的作家，并开始从理论的层面对作家作品进行观照。
在加拿大文化民族主义和北美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加拿大女性文学创作于1970年代后进入全盛期。①以阿特伍德、劳伦斯和芒罗为代表的加拿大女性作家用她们的生花妙笔和辛勤耕耘为加拿大英语文学赢得了相当的国际声誉。虽然我国自1980年代开始译介加拿大女性文学，1980年代末也出现了有关女性作家的研究论文，但从整体上看，加拿大女性文学研究在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1990年代以后，由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渗透和女性文学的广泛译介，我国的加拿大女性文学研究逐渐走向深入。
宏观研究方面，赵慧珍的《19 世纪加拿大英语妇女文学及其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评述了早期加拿大英语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和创作特点，在加拿大和英国女性文学之间作横向比较，认为和同时期以勃朗特姐妹等为代表的英国女性文学相比，“加拿大19世纪的妇女文学缺乏恢宏气势和批判锋芒，但它以众多的女作家、女诗人及其丰富多彩的作品在北美另成气候，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加拿大女性作家，在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方面都有开拓性建树，被认为最有望成为第一位加拿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所有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家中，阿特伍德是最受我国研究者关注的一位；甚至可以说，阿特伍德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整体研究水平。阿特伍德的文学成就在1980年代初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译介了阿特伍德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并在“现代作家小传”中简要介绍了这位加拿大重要作家。19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译介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出现研究阿特伍德的学术论文。
1990年代我国的阿特伍德研究路径主要包括宏观研究和主题研究两类。沈睿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其人》（《外国文学》，1993年第4期） 和张群的《阿特伍德：现代生活的阐述者》（《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2期） 从宏观上评述阿特伍德的创作特点。关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况是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因此其作品往往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是我国研究者重点解读的对象。张玉兰的《成长的女性意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创作的基本母题》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为参照，阐释阿特伍德的小说如何表现女性意识的成长过程，指出阿特伍德的小说创作“既丰富了加拿大的文学创作，也为我们了解现代加拿大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妇女解放意识的变迁提供了有力佐证”。①李淑萍和王屹分别以《可食的女人》和《猫眼》为例，解读了阿特伍德文学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意识。②莫雅平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作探析》（《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第4期） 分析阿特伍德诗歌的多重主题，认为其诗作有明确的女权主义倾向。龚礼青、傅俊解析阿特伍德的诗作名篇《苏珊娜·穆迪的日记》，认为其表现的女性向自然的回归是对男权文明社会的反抗，因此具有女性主义色彩。③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长期被边缘化，而加拿大曾经是英法的殖民地，又时刻处于美国的强权压迫之下，因此也具有一种“他者”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和加拿大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隐喻关联，所以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通常“将加拿大和女性相联，既沉思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的确定性与心理特征，又探讨女性在现代世界的角色和心理变化”。④因此“生存”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就具有了双重内涵——既指女性的生存困境，也代表加拿大民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殊境况。故而，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女性主义和加拿大民族主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两类主题关怀。我国研究者对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这一主题特点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袁宪军的《生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永恒主题》（《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和王晓英的《生存回归真我——论〈浮现〉的多元化主题》（《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都解读了阿特伍德作品所表达的对女性和加拿大民族生存状况的忧思。1997年，由南京师范大学傅俊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阿特伍德作品研究》获准立项⑤，充分说明我国学界对阿特伍德文学成就的认可，也将我国阿特伍德研究引向纵深。
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 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加拿大文艺复兴的主将，她的文学成就体现在“文字的表述以及用掌控准确的语调表达一种特别的加拿大情感”。①马纳瓦卡系列小说②奠定了劳伦斯文学大师的地位。从《石头天使》到《占卜者》，劳伦斯十年磨一剑，用超凡的想象力创造了可以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郡”相媲美的“马纳瓦卡镇”这一神奇小说世界，通过刻画主人公的个人遭遇展现加拿大民族的成长历程。对劳伦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头天使》、《上帝的玩笑》和《占卜者》三部小说，主要批评方法是解读小说的人物塑造，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李渝凤的《一个朝圣者的历程——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看〈石头天使〉中哈格·希伯利的人物刻画》（《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和《雷切尔及其生存的愤怒——评析〈一个上帝的玩笑〉的女主人公形象》（《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苏蓉的《自强·自立·自由——评〈占卜者〉中女主人公的性格》（《福建外语》，1998年第2期）。另外，小说的创作技巧和主题意蕴也是解读对象，比如李渝凤的《“天使”·“地狱”·“陷阱”——评析〈石头天使〉中的死亡意象》（《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和《寻找上帝——对〈一个上帝的玩笑〉中的上帝和教会的思考》（《海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梅维斯·迦兰（Mavis Gallant） 也是这个优秀女性作家群中的一员，加拿大著名学者威·约·基思（W.J. Keith） 给予迦兰很高的评价，称她“也许是她们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的《加拿大女作家梅维斯·迦兰》（《读书》，1990年第4期） 点评了迦兰的作品集《旅途集》。该文语言优美，见解精到，体现了论者的眼光和学养。
男性作家中，里柯克、麦克伦南、卡拉汉、戴维斯和格罗夫等经典作家是重点研究对象。里柯克的作品早在1950年代就被引入我国，之后又不断地被译介，应该说是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家中被译介最充分的作家之一。进入1990年代，里柯克又成为批评家的研究对象，出现了以里柯克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朱柏桐的《介绍两位伟大的北美幽默作家：美国的马克·吐温和加拿大的斯蒂芬·里柯克》（《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对比了马克·吐温和里柯克的幽默手法，从个人和社会层面分析了差异的成因。除了作家的秉性不同外，社会文化的差异也让美、加两国产生出风格迥异的幽默文学，承载着不同的功能。正如凯瑟琳·莫里森（Katherine L. Morrison） 所指出的，幽默在美国文学中是泄愤的工具，而在加拿大文学中是为了界定民族身份，塑造民族形象。①杨俊峰的《重新审视加拿大幽默作家李科克》（《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年第4期） 通过分析里柯克作品中的小人物，指出里柯克的幽默是一种有别于英美，而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幽默。麦克伦南是五次总督文学奖获得者，是“第一位用小说的形式清晰表述加拿大传统的作家”②，在加拿大文坛享有盛誉。孙恺祥的《从〈气压上升〉看加拿大文学的民族性》（《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从叙事手法和人物刻画等方面分析麦克伦南是如何通过小说的形式表述加拿大传统的。卡拉汉研究方面，冯建文、赵慧珍的《评卡拉汉的〈我所爱的人〉》（《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和陈小慰的《〈势利眼〉：卡拉汉短篇小说的精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分别解读了卡拉汉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代表作的艺术特色。格罗夫是加拿大草原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较早译入我国的加拿大作家。杨俊峰解析了格罗夫的《沼泽区的开拓者》、《寻找美洲》和《大地的果实》三部代表作的主题，认为“格罗夫对加拿大文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能从现实角度去对早期创业者进行客观的描述，能够从极其深刻的角度去批判到北美创业的人们所做出的尝试及努力”。①戴维斯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的文学创作既延续又超越了加拿大的文学传统②，是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坛的重量级作家。杨俊峰的《加拿大文坛巨星罗伯逊·戴维斯：评戴维斯的戴普特津三部曲》通过分析戴维斯的第二部三部曲中的人物刻画和情节设置，解读了戴维斯的文学创作风格。
199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译介已经体现出我国出版界对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的关注，在译介的宣传下，少数族裔作家作品很快成为批评家的研究对象。少数族裔文学在加拿大的发展与多元文化政策息息相关。虽然多元文化主义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壁垒，但对于推动加拿大文学的多元发展确实起到积极作用。在为1990年代出版的加拿大多元文化题材小说集《另外的孤独》（Other Solitudes） 撰写的前言中，哈琴指出：“加拿大社会中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制度已经不可避免地延及到它的文学：一些名叫昂达吉、里奇勒、小川和威伯的作家，与那些名叫阿特伍德、门罗、劳伦斯、芬德利、戴维斯或霍德金斯的作家，今天同样是文学主流的组成部分。”③哈琴的权威判断说明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已经从边缘走向主流，而她提到的昂达吉（即翁达杰） 和里奇勒也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学者的研究对象。
翁达杰是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1992年凭借《英国病人》摘得英国布克奖，成为加拿大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瞿世镜的《〈英国病人〉：“后殖民小说”经典作品之一》（《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介绍了翁达杰的创作历程和他的获奖小说《英国病人》。该文准确地诠释了《英国病人》的思想内涵，认为小说“具有明显的反殖民主义立场”①，呈现出后殖民小说的特点。
加拿大犹太文学是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欧文·莱顿、莫迪凯·里奇勒和伦纳德·科恩这样的优秀作家。莱顿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作1980年代就被译入我国。莫迪凯·里奇勒是加拿大犹太作家的杰出代表。郭继德的《犹太作家莫迪凯·里奇勒的小说》（《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分析了里奇勒小说创作的主题关怀以及艺术特色，指出里奇勒是“特别重视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人物的犹太性特征的作家”。②朱柏桐的《犹太作家莫迪凯·里奇勒与加拿大犹太文化的变迁》（《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里奇勒的文学创作，认为里奇勒“虽然身为犹太作家，却能摈弃犹太人的偏见，关心整个加拿大的民族问题，竭力扶持加拿大多元民族文化”。③伦纳德·科恩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作品具有强烈的先锋意识。莫雅平的《从肉体到灵魂：论加拿大犹太裔诗人莱奥纳德·柯恩》（《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 分析了科恩早期诗作中的享乐主义和后期诗作中的禁欲主义，以及科恩诗作的调侃风格。
加拿大华裔文学是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一支生力军，无论从规模还是成绩上看，都是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佼佼者。1990年代是加拿大华裔文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包括余兆昌（Paul Yee）、李群英（Sky Lee）、崔维新（Wayson Choy） 和伊芙琳·刘（Evelyn Lau，也译为刘绮芬） 在内的一批华裔作家都在这个时期创作出了精品佳作。1990年，李群英发表半自传体小说《残月楼》，出版当年即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提名，轰动加拿大文坛。1992年，收录了20位华裔作家作品的《多嘴鸟——当代加拿大华裔文学选集》（Many-Mouthed Birds：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 出版，标志加拿大华裔文学逐渐走向成熟。1997年，华人学者赵廉出版学术专著《不再沉默——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Beyond Silence：Chinese CanadianLiterature in English），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文学的学术地位。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强势崛起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李群英的成名作《残月楼》因为其开创性贡献成为我国学者竞相研究的对象。①著名学者陶洁还撰文回忆访问加拿大时，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快速发展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② 《外国文学动态》1999年第2期刊登朱徽的《正在进入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华裔英语文学》，该文解读了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崛起的标志，重点介绍了华裔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是国内较早从宏观上关注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的文章。
肯尼亚裔加拿大作家M.G. 瓦桑吉1994 年凭借《秘密之书》（TheBook of Secrets） 赢得首届吉勒奖，成为非裔加拿大文学的代表作家。瓦桑吉小说的主人公“一般为居住在英国人或非洲人统治下的坦桑尼亚或肯尼亚的印度人”③，通过不同种族间紧张而又复杂的关系，表现人物对于身份的困惑和思考，具有鲜明的后殖民色彩。《外国文学动态》1993年第7期刊登申慧辉编写的《瓦桑吉的后殖民地小说》，文章解读了瓦桑吉小说人物的矛盾心态和种族冲突主题。
加拿大黑人文学也成为我国研究者的关注对象。王家湘的《漫谈加拿大当代黑人文学》（《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 从宏观上解读了加拿大黑人文学思想内涵的变迁，指出，“早期加拿大黑人的作品从现象上反映黑人在种族歧视下的苦难，近些年来则较多表现内心深处的痛苦”。
从理论层面上解读文学现象是199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另一特点。一方面，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逐渐成为1990年代我国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加拿大英语文学又具备对其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进行阐释的内在特质。拷问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一直是以阿特伍德为代表的加拿大女性作家的创作关怀。在哈琴看来，加拿大英语文学之所以具有后现代属性，是因为后现代的“去中心性（ex?centric） ”在很大程度上是加拿大民族身份的一部分。①而于加拿大而言，这种“去中心性”又在相当程度上源自其殖民地经验。由于国内的理论研究兴趣点与研究对象提供的理论阐释空间相契合，所以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成为我国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主要批评策略。
傅俊是国内较早从理论层面对加拿大英语文学进行观照的学者。《后现代手法与加拿大民族特性的巧妙结合——读罗伯特·克罗耶奇的小说〈养种马的人〉》（《国外文学》，1992年第4期） 和《加拿大作家克罗耶奇小说创作论》（《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 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上阐述了加拿大著名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罗耶奇的后现代创作理念。《重构女性缺失的历史——达夫妮·马拉特和她的小说〈历史中的安娜〉》（《文艺报》，1995年6月3日） 从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马拉特的小说《历史中的安娜》，分析作者如何运用后现代创作策略“重构女性缺失的历史”。杨俊峰的《试论加拿大小说发展趋势》（《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第4期）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对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进行观照，认为后现代是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王宁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加拿大文学》（《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以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为切入点，阐述了加拿大文学的后殖民属性，认为加拿大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后殖民地文学。②申慧辉的《寻回被盗走的声音——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意识》（《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 深入分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后殖民意识的成因、表现形式和现实意义。该文既看到后殖民文化思潮对于推动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的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又认识到过度追求文学的“政治正确”给文学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指出：“后殖民文学的繁荣，不但有赖于多元文化的健康氛围，也需要作家的进一步成熟，其中包括摆脱‘诉苦’情结而进入更高层次的文学建设。”①该文不仅是后殖民文学批评的成功范例，而且说明我国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认识日趋成熟。
1990年代还出现了我国学者编撰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史，比如黄仲文和张锡麟编写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郭继德编写的《加拿大文学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加拿大英语戏剧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些专论是对文章类作家作品研究的补充，它们的出现无疑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史上的突破，它们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渊源和流变，完善了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研究体系。另外，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也开始关注加拿大英语文学，比如张玉书主编的四卷本《20世纪欧美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三、文学理论研究
我国1990 年代的加拿大文学理论研究仍旧始于弗莱。盛宁的《“关于批评的批评”——论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分析弗莱的批评思想与“新批评”和传统神话批评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揭示了弗莱与结构主义之间若即若离的理论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悖论。同之前张隆溪和叶舒宪的论述一样，该文也以弗莱的理论体系为例，探讨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指出：“关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似乎不应该永远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上兜圈子，如果承认形式对内容有反作用，那么不妨再迈出一步，切切实实地研究一下形式究竟是如何对内容产生反作用的。”①不难看出，盛宁和张、叶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举办弗莱研究国际研讨会，“不仅巩固了弗莱研究在中国的坚实基础，而且将弗莱研究引向纵深发展”。②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开拓了我国研究者的视野，催生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述。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弗莱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宏观梳理和对比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侧重《批评的剖析》这部著作，重点解读弗莱的象征和原型理论。王世芸的《关于神话—原型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和王钟陵的《神话—原型批评之我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都将弗莱的理论置于神话—原型批评的谱系中考察，分析其创造性和局限性。朱立元高度评价弗莱的方法论，认为其有大局观，“注重学术性与科学性”，“体现了论与史、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③王逢振以《批评的剖析》透视弗莱的批评思想，认为弗莱的理论与“新批评”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历史本身的广度和集合结构，在文学中找到了一种历史的替代……要求一种比‘新批评’更强烈的形式主义”。④张辉的也以《批评的剖析》为例，通过对比荣格和弗莱的原型理论，分析弗莱的原型理论对于丰富和拓展文学形式概念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厘清弗莱“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批评思路。⑤丁尔苏同样聚焦《批评的剖析》，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弗莱的象征理论，解析“象征”与“原型”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弗莱的批评理论对于建构一个更为完备的符号学体系所具有的意义。
除了进行跨学科的对比研究外，我国研究者还从跨文化角度对弗莱的批评理论和我国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双向比照。叶舒宪曾在1980年代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进入1990年代，他的研究路径更加具体。他的《原型与汉字》（《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 一文以中国文化传统观照弗莱的批评理论，尝试通过发掘汉字和神话文本中的原型资源，揭示中国文学与原始文化的内在关联，借此对原型理论作出补充。刘乃银的《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图式》（《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 解读弗莱的文学体系论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以后者为参照分析前者的不足。王亦蛮的《弗莱的象征系统与中国大代码比较研究》（《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解析《易经》与弗莱的批评体系在宏观架构方面，以及《易经》中的卦象体系和弗莱的象征系统之间的共通性，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思考主体在观察自我与外部世界时共有的认知途径。杜昌忠的《论弗莱之文学循环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以弗莱的文学循环说比照《文心雕龙》，认为二者都致力于探求文学的发展规律，具有相同的方法论，不同在于后者在关注文学形式的同时还看重文学内容。吴持哲的《从中国视角评析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学批评》（《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从结构、主题和人物等方面全面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型资源，是对跨文化视域下弗莱研究思路的一次梳理和总结。
除《批评的剖析》外，我国研究者还开始关注弗莱的其他著作，例如弗莱批评生涯后期的两部重要著作《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和《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杜昌忠的《论弗莱之语言发展循环说》（《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和《论弗莱的超学科文化批评》（《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都以《伟大的代码》为例，分别解读了弗莱对人类语言发展史的划分，以及弗莱批评体系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曾勇的《从宗教意义上的统一到文学意义上的统一——读诺斯洛普·弗莱的〈权力的词语〉》（《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解析弗莱在《神力的语言》中如何通过研究创世神话中的暗喻，完成宗教统一性向文学史统一性的投射，从而使文学史的研究系统化。到1990年代，我国的弗莱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群，除我国本土研究者的贡献外，执教海外的华人学者也奉献了他们的智慧，为我国的弗莱研究添砖加瓦。美国德州大学顾明栋教授的论文《弗莱和文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西方和中国》（《弗莱研究：现状与展望》） 从跨学科和跨文化角度，以精神分析学观照弗莱对虚构文学作品五种模式的划分，定位与这些模式相对应的中国文学作品，以此探讨阐释中国小说内在发展规律的新视角。杜克大学刘康教授的《普遍主义、美学、乌托邦——弗莱“文学原型说”散论》将弗莱的文学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统摄于现代性和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探讨二者的共通点。通过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弗莱象征理论的建设性阐释，该文认为弗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尝试在文化层面上表达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关怀，而这种文化性普遍主义话语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因此三者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致性。该文进一步指出，这种一致性的深层原因是美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位置，不同于特里·伊格尔顿对“美学意识形态”的理解，美学话语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只起反抗和颠覆的作用，“更包括了积极建构人类主体性与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方面”。①对于弗莱批评理论中的乌托邦意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谢少波教授也曾作出过精彩论述。在专著《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谢少波首先阐述弗莱的批评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乌托邦叙事方面的一致性，继而解读詹姆逊如何在将弗莱的乌托邦文化观历史化的基础上对其叙事和欲望理论进行挪用，从而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谢少波看来，詹姆逊对弗莱的挪用，其目的在于“突出文本和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②，因为“弗莱有意识地将文学创作同社会政治生活分开，而詹姆逊则试图辩证地思考这两种现实”。③刘康和谢少波虽然都对弗莱和詹姆逊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但二者的出发点显然不同：对前者来说，詹姆逊是参照，用于探讨弗莱的批评理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对后者而言，弗莱是参照，用于说明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逻辑建构。虽然目的不同，二者的论述无疑都揭示了弗莱理论的政治内涵，在当时我国本土研究者普遍关注弗莱批评体系外在结构的情况下，这种深入考察批评理论内在肌理、挖掘理论潜能的做法是非常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也的确为之后我国弗莱研究的转向做了铺垫。
199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关注其他文学理论家，不再局限于弗莱。哈琴的著述在1990年代得到译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对这位影响力仅次于弗莱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家的研究。段炼撰写书评，解读哈琴在专著《后现代主义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性和历史再现等问题的阐述。针对“后现代是艺术的反动”这种观点，论者在总结哈琴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后现代主义是艺术的更大突破，它在某种程度上将高于现实、脱离现实的艺术重新拉回到现实之中，才使艺术着上了非艺术的外衣。”① 《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刊登《琳达·哈钦访谈录》。在这次访谈中，哈琴谈论了后现代主义、弗莱的批评理论和加拿大女性文学等话题，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哈琴的批评思想。
1990年代同样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1980年代确立的研究体系包括译介、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这一体系在1990年代由于我国研究者所著文学史专论的出现获得了横向延伸；又因为对每一部分的深入挖掘实现了纵向拓展。其次，文学研究的理论意识得到增强。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强化了我国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文学研究逐渐摆脱印象式批评的模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形态。
第四节 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成熟期（2000—2009 年）
1990年代末引入我国的文化研究在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改变着我国的文论话语和学术范式。首先，随着认识的深入，文化研究本身的内涵得以廓清，具体表征为三个层面上的理论课题，即“对文化本身的理论探讨和价值研究，基于一种跨越学科界限和区域界限的总体化的文化研究，以及一种基于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反拨的文化批评”。①第三类课题表明，文化批评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契合点，是文化研究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具体研究路径。其次，在文化批评的观照下，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出现了新的学术热点问题，例如文学经典的重读和改写、文学与历史的互动、生态文学批评以及文化诗学的建构等等。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国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范式也在发生变化——逐渐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过渡。这个时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在译介、作家作品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方面都体现了我国研究者对这些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提出又为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新世纪里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继续呈现旺盛的发展势头。阿特伍德进入新千年的第一部作品《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2000年） 最终为她赢得布克奖。阿特伍德此前曾三次入围决赛圈，但每次都与得奖失之交臂，这次问鼎对她而言可以说是一次迟来的褒奖。两年后，布克奖再次垂青加拿大作家，新生代作家扬·马特尔凭借《少年Pi 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 斩获这一文学大奖。少数族裔作家方面，翁达杰进入新千年的首部作品《菩萨凝视的岛屿》（Anil’s Ghost，2000年） 被认为是可以和《英国病人》相媲美的杰作，是吉勒奖和总督文学奖得奖作品。七年后，翁达杰推出新作《遥望》（Divisadero，2007年），再次荣获总督文学奖。2003年，著名非裔加拿大作家，首位吉勒奖得主M. G.瓦桑吉凭借长篇小说《维克拉姆·雷尔的中间世界》（The In?BetweenWorld of Vikram Lall，2003年） 击败夺奖呼声最高的阿特伍德，再次将这一重量级文学奖项收入囊中。2006年，华裔加拿大作家林浩聪凭处女作， 短篇小说集《放血与神奇治愈》（Bloodletting and MiraculousCure） 摘得加拿大文学大奖——吉勒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加拿大华裔文学再次令世人瞩目。
在我国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和加拿大英语文学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新世纪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继续往纵深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
一、译介
进入21世纪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在继续挖掘名家名作的同时，时刻关注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的新人新作。阿特伍德虽贵为“加拿大文学女皇”，却总与国际文学大奖无缘。2000年，凭借长篇小说《盲刺客》，阿特伍德终于斩获布克奖。应该说，这个奖项有力地推动了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2000年至2009年，我国翻译出版了阿特伍德所有13部长篇小说中的8部，加上之前已经出版的3部，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基本都有了中文译本。①就长篇小说而言，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是相当充分的。另外一位受此待遇的作家是翁达杰。翁达杰的小说作品并不多，但部部都是精品。目前，翁达杰的长篇小说都有了中文版。②翁达杰小说的文学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少数族裔背景赋予他的双重写作视角，以及他不断质疑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本之间界限的后现代创作理念。翁达杰的这一特点也适用于鲁迪·威伯。作为俄裔加拿大作家的杰出代表，威伯的作品同样具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重庆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大熊的诱惑》和《发现陌生人》，2004年推出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天伦之爱》。2002年，扬·马特尔凭借《少年Pi的奇幻漂流》（译林出版社，2005年） 荣获布克奖，成为新生代加拿大作家中的佼佼者。此后，《外国文艺》2006 年第6 期和《世界文学》2008年第5期相继译介了马特尔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得到译介的加拿大后现代英语文学作家作品还有乔治·鲍林的《燃烧的水》（译林出版社，2000年） 和伦纳德·科恩的《大大方方的输家》（译林出版社，2003年）。长篇小说方面，被译介的作家作品还包括希尔兹与霍华德合著的《分居时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和希尔兹的《偶然事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安-玛丽·麦克唐纳的《跪下你的双膝》（重庆出版社，2000年）、罗萨琳·麦克菲的《毕加索的女人》（花城出版社，2001年）、梅丽琳·西蒙德的《囚犯情人》（译林出版社，2001年）、大卫·理查兹的《孩子间的仁爱》（重庆出版社，2004年）、米利亚姆·托尤斯的《复杂的善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韦恩·约翰斯顿的《纽约的探险家》和《梦碎之地》（重庆出版社，2006年）、弗朗西斯·布鲁克的《艾米莉·蒙塔古往事录》（民族出版社，2006年）、罗·查·威尔森的《时间回旋》（新星出版社，2008年）、彼得·罗宾森的《约克郡人骨之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蜜利安·席尔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和查·斯·理查森的《字母的尽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短篇小说方面，被译介的作家作品包括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帐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道德困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和《蓝胡子的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范德海格的短篇小说集《走下坡路的男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2期和《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分别译介了芒罗的《爱的进步》和《平坦之路》。《世界文学》2007年第1期、2008年第6期和2009年第6期分别译介了芒罗、阿·麦克洛德和威伯的短篇小说。《外国文艺》2009年第4期选译了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黑暗中的谋杀》，译介了芒罗的近作《空间》。诗歌方面，《译林》2001年第3期和2006年第6期分别译介了科恩和洛娜·克罗泽的诗作。民族出版社2002年出版《艾米莉·波琳·约翰逊诗全集：燧石和羽毛》。散文方面，主要出版作品包括《里柯克幽默小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和《李柯克谐趣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此外，《译林》2002第1期和《世界文学》2009年第6期分别译介了布洛克和汉·范特尔的作品。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出版阿特伍德的散文集《与死者协商》。戏剧方面，重庆出版社2000年出版麦克唐纳的剧作《晚安，苔丝狄蒙娜：早安，朱丽叶》。
文学理论和研究资料的译介方面，《外国文学动态》2002年第3、4期译介了阿特伍德在2000年加拿大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加拿大文学生存谈”。这篇讲稿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对于进一步认清加拿大文学的生存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弗莱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国外文学》2005年第4期译介了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戴维·司泰因斯的论文《隐身洞穴：加拿大文学的后殖民自恋》。该文运用拉康的心理分析解读了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倾向于沉迷历史的后殖民心态，为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后殖民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帕米拉·麦考勒姆和谢少波选编，蓝仁哲等翻译的《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这本论文集收录了包括哈琴在内的当代加拿大12位著名批评家的代表性文章，所论议题涉及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是了解当代加拿大文学和文化批评走向的不可多得的资料。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哈琴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在本书中，哈琴全面阐述了后现代主义的诗学建构，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深刻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提出了如“历史编纂元小说”这样的著名概念，是后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奠基之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耿力平等翻译的威·约·基思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史》（修订扩充版），填补了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史专论译介的空白。
（1） 在作品译介的选材方面（特别是长篇小说），少数族裔和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创作的后现代和后殖民小说成为译介的重点。翁达杰、威伯和马特尔等作家作品的译入一方面说明“‘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密不可分的特点”①，另一方面也契合了我国当下的整体文学理论范式和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热点问题。
（2） 儿童文学和动物文学（特别是动物文学） 的译介量有大幅提升。译林出版社2001年推出《绿山墙的安妮》的复译版；2005年出版肯尼思·奥培尔（Kenneth Oppel） 的《银翅蝠》、《日翅蝠》、《火翅蝠》；2009年推出“绿山墙安妮系列”，出版《绿山墙的安妮》、《花季的安妮》、《小岛上的安妮》、《风吹白杨的安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罗伯茨的《野地的亲族》；北京出版社2000年推出“西顿动物文学经典”，出版包括《塔克拉山的熊王》在内的5本西顿动物故事；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南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西顿动物小说全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顿的《野性之美》；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三卷本西顿《动物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西顿动物小说》。
（3） 具有“跨界”职业背景的作家成为译介对象。以《跪下你的双膝》、《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和《字母的尽头》的作者为例，麦克唐纳和席尔不仅是作家，还是颇有名气的演员，理查森在推出处女作《字母的尽头》之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图书设计师。作家多元的职业背景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译介选材的多元化，同时彰显了消费文化背景下我国外国文学译介选材中的通俗意识。具有多元职业背景的作家也许没有专业作家那样的文采和深度，但他们或许更懂市场和读者的心思。他们的作品得以译入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心理作用使然，因为“这个时代的读者似乎比较喜欢文化快餐，追求的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消费”。
二、作家作品研究
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我国新世纪里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提升。从宏观上看，这个时期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女性文学②和少数族裔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加拿大女性文学的研究更加全面，同时也更加深入。
（一） 阿特伍德研究
同对阿特伍德作品的译介一样，新世纪里我国的阿特伍德研究也迎来了高潮，研究内容更加全面，视角更加多元。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是重点研究对象，这一时期发表的论著几乎涉及了阿特伍德已发表的所有长篇小说。女性主义批评、后现代批评、生态批评和后殖民批评是这个阶段阿特伍德研究的主要批评视角。
宏观研究方面，于善江、陈艺娟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创作历程》（《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和袁霞的《根植故土，情牵世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四十五年创作生涯回顾》（《译林》，2007年第5期） 梳理了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生涯，为从整体上把握阿特伍德的创作特点提供参照。丁林棚的《阿特伍德小说中“潜入地下”主题的反复再现》和《女性的语言：论阿特伍德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自我建构》从不同角度解读阿特伍德小说的女性主义思想内蕴。前者从拉康的心理分析角度阐释阿特伍德小说中“潜入地下”主题的象征功能，认为“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潜入地下代表的既是女性对象征秩序的颠覆行为，又是她们在象征性埋葬了从前自我后的重生”。①后者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角度解析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如何“建构一种新的女性语言，它能够破坏男权逻各斯统治，它向父权社会的等级体系提出挑战，使得女人能够作为女人而言，而不是女人作为女人被言”。②袁霞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百纳被”》解读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百纳被”意象在建构女性身份和维护女性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阿特伍德通过“‘百纳被’这个重要的隐喻和意象探讨了女性如何创建自己的话语，指出女性在抛弃男性叙事霸权的同时，坚持了女性的主体性，建立了女性之间的同盟”。
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研究方面，《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1969 年）、《浮现》（Surfacing，1972 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年）、《别名格雷斯》（Alias Grace，1996年）、《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2000 年）、《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 年） 和《珀涅罗珀记》（The Penelopiad： The Myth of Penelope andOdysseus，2005年） 这几部作品受到比较多的关注。
《可以吃的女人》是阿特伍德第一部长篇小说。进入新世纪，我国研究者对这部小说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邓建华对小说中的男性角色邓肯作了全新的解读，认为他“绝非男性的自我中心的另一个化身，而是一个具有深切女性意识的小说家笔下的一个全新的‘男性’形象”，他能给女主人公玛丽安“一种主体的而非物的感觉”。④而严启刚和潘守文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邓肯的现代犬儒主义观对玛丽安的主体意识具有强烈的瓦解作用。他们在论述中指出，《可以吃的女人》“一方面表明健全的主体意识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表明现代犬儒主义在瓦解人类主体意识，践踏爱欲和尊严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腐蚀力和杀伤力”。①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非常有原创性，碰撞出智慧和学术的火花，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认识。严启刚和潘守文认为除了现代犬儒主义之外，消费主义也是导致女性主体意识危机的原因，而《可以吃的女人》正是“从一个女人，或者更具体的说，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角度对1960年代北美消费社会的批判”。②何畅、闫建华的《试论〈可以吃的女人〉中的消费主义意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即从“消费主义”这个概念入手，解析小说对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消费主义社会的批判。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男性中心主义的帮凶，二者共同构成消费社会的内在逻辑，而对于玛丽安的命运，该文持乐观态度，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观是女性解放的有效策略。女性生态文学批评为解读《可以吃的女人》提供了新的视角。陈秋华的《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表现、原因和出路》（《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是我国较早从生态批评角度解读阿特伍德小说的文章。在该文中，她以《可以吃的女人》为例解析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内涵，认为小说中“两个主要的男性人物邓肯和彼得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③此外，纪秀明的《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6期） 和陈妙玲的《〈可以吃的女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中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也都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对小说进行了解读。
生态批评是对源自西方文艺复兴，在启蒙运动中得到强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它主张破除人与自然界的二元对立，恢复人与自然界的平等对话。而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挑战男权话语的权威，颠覆女性的“他者”地位，结束性别歧视和压迫。女性与自然界在父权社会和文明社会中同属弱势群体，这为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批评的联姻提供了基础，所以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那种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了对自然的压迫。”①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肇始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于1990年代达到高潮。我国学者自1980年代开始关注生态思潮②，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生态批评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与文学批评等其他学科产生交叉，形成生态文学批评等跨学科批评方法。因此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女性作家的作品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批评方法。③阿特伍德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她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对生态问题有一种特别的关注，因此生态主义就同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一样，成为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浮现》是我国学界较早关注的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1990年代我国研究者曾解读过其中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内蕴。进入21 世纪，仍有研究者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比如何煦的《解构男权中心重获女性自由——评玛格·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中的女权主义思想》（《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但更多的研究者开始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④就解读方法而言，研究者主要在小说中作为受害者的女性和自然界之间寻找联系，继而分析女性如何借助自然界反抗性别压迫。陈秋华解读了小说揭示的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纪秀明认为小说表现的男女关系“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的男女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男性是支配者，女性则被贬为‘他者’”。①刘伊俐的观点是对两者的综合，她指出：“阿特伍德在《浮现》中把父权制下女性待遇不公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破坏这两种现象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在宣泄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对父权制不满的同时又表达了她对人类文明侵害自然的担忧。”②那么女性的出路在何方？有研究者认为在于与自然的结盟：“ 《浮现》中正是通过书写女性逐渐认同自然并最终回归自然，从而找回迷失的自我这一特殊的生命历程。”③与自然的认同是女性生态主义的主要批评策略，但如果“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完全否定男性的生态意识”④，则势必会陷入本质主义的窠臼，形成新的二元对立。而这显然不符合阿特伍德以追求动态性和多元性为特点的文学创作目的。吴夏娜准确解读了小说所表现的阿特伍德对女性和自然关系的认识，指出：“自然被女性所抛弃，它将完全失去抵御文化压迫的能力。同样的，女性单纯地模糊与自然界生物的界限也使得女性再次陷于被控制被压迫的危险境地。”⑤《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虽在创作时间上相差近20年，但在题材和思想内容方面有共同点。首先，两部小说与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一样，都是反乌托邦小说，都以未来讽喻当下。其次，两部作品都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生态问题的关注。《使女的故事》是对极权统治所造成的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社会问题的无情嘲讽；2003年，时值SARS肆虐全球，《羚羊与秧鸡》以惊人的预见力揭示了对科技的滥用而导致的生态灾难。
在构思《使女的故事》时，阿特伍德想到的问题是：“假如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那么她们为什么不在那儿？该怎样让她们重返家庭？如果你掌握了美国的政权，那么你的施政纲领将是什么？”①可见，阿特伍德创作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对女性和权力问题的思考，并没涉及生态问题。但该作能够成为一本经久不衰的国际畅销书，并为阿特伍德赢得第二个总督文学奖，其内涵必定非女性和权力两方面所能概括。②豪威尔斯在评价这部小说时指出：“小说起初是对1980年代初北美社会宗教和政治潮流的讽刺和批判，但它已经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成为我们时代的政治寓言，好像现实迫不及待地想要证实阿特伍德对生育技术、环境污染、侵犯人权、宗教狂热、极右政治运动，以及‘9 · 11’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的可怕警告。”③由此可见，《使女的故事》在主题方面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和包容性，在关怀当下的同时为读者提供多维的阐释角度，为从女性生态主义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提供可能性。陈秋华和纪秀明都在她们的文章中以《使女的故事》为例说明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生态关怀。此外，陈小慰的《一部反映现实的未来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评析》（《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 以小说对基列国险恶生存环境的描写为例，从宏观上解读小说的主题。张冬梅、傅俊的《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5期） 参照女性生态主义理论解析小说中女性他者地位的表征方式，以及女性为摆脱生存困境所采用的策略，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挖掘了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内涵。该文从“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 这个概念切入分析小说中女性所承受的生态压力，使文本解读具有了理论框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印象式批评的缺憾，说明我国研究者开始从方法论的高度认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相对《使女的故事》而言，《羚羊与秧鸡》更集中、更有力地表达了阿特伍德对人类生存前景的忧思，是一部典型的生态预警小说。“生态预警小说，又叫生态反乌托邦小说，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预测和想象未来的生态灾难向人类发出预警：人类正向他的大限步步逼近。”①阿特伍德再次严肃地敬告我们：“作为完整的生物体，我们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进化，我们不断地影响它并受其影响。”②我国研究者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主要围绕其生态预警小说的特点展开。傅俊的《“他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读阿特伍德的最新小说〈羚羊与秧鸡〉》（《外国文学动态》，2003年第6期） 属于跟踪研究，是国内较早介绍这部小说的文章。杨莉馨的《“反乌托邦”小说的一部杰作——试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羚羊与秧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分析小说在人物塑造、叙事手法和情节设置方面的艺术特色。高彩霞的《生态预警小说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兼评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解读小说在科学性和文学性方面的契合。潘守文的《从〈羚羊与秧鸡〉看阿特伍德的人文关怀》认为小说并没有深入探讨生态灾难的原因，而将重点放在批判当代西方腐朽堕落的病态文化上，“标志着阿特伍德正在将关注的目光从生态环境转向文化环境，表现出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③该文读出了阿特伍德生态小说的深层意蕴，视角独特，但将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对立看待的做法值得商榷。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是多元的，既有技术上的，也有涉及宗教和伦理等因素的文化层面的原因；相对科学技术滥用而言，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环境危机。正如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所指出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① 《羚羊与秧鸡》这部小说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向我们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所以，在阿特伍德那里并不存在“从生态环境转向文化环境”的问题。阿特伍德始终从文化的高度审视生态问题，将生态问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种理念决定了其生态小说的人文品质，同时彰显了其文学创作的社会价值，是对生态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种有益启示。
《别名格雷斯》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阿特伍德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与阿特伍德之前的小说相比，具有更加厚重的历史感。小说取材于加拿大1840年代骇人听闻的“金尼尔—蒙哥马利双重谋杀案”，以历史为依托深入探讨了女性命运与历史真实性等问题，是阿特伍德创作生涯中“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加拿大文化和加拿大妇女、身份的建构、性别歧视，以及叙述真相的力量”。②我国研究者主要借助叙事学、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郭英剑的《追问女性的生存状态——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别名格雷斯〉》（《国外文学》，2000年第1期） 从历史真实性、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叙事特征等方面对小说的思想内涵和创作特点进行宏观观照，是国内较早关注这部作品的文章。毕凤珊的《百纳被：加拿大文化与女性身份的载体——解读〈别名格雷斯〉中的百纳被》（《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聚焦“百纳被”这一文学意象，解读小说如果借助这个意象体现女性主义的创作手法，表达女性主义思想，展现加拿大的多元文化。③小说的后现代历史叙事也是我国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后现代历史观认为：“历史的过去就如同我们个人的无数过去一样，至多是个神话，证明我们为某一特定的未来所下的赌注是正确的；它最糟也不过是一个谎言，是对我们事实上通过选择已经成为的东西的一次理性化回顾。”①哈琴认为在后现代小说中，“故事不再讲述自己，而被表现出是被故意编进一段叙事中的，它们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被找到的，秩序通常是由叙事者明显强加给它们的”。② 《别名格雷斯》以后现代的创作方式质疑历史真实，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观。何倩婷的《互文性与后现代的真实观——阿特伍德的〈别名格雷斯〉研究》（《国外文学》，2007年第2期） 解析小说如何运用互文写作策略，质疑单一视角的历史叙事，重建女性的主体地位和真实身份。傅俊的《论阿特伍德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再现——从〈苏珊娜·莫迪的日记〉到〈别名格雷斯〉》（《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探讨了同样的问题。该文在解读阿特伍德多元历史观的基础上，分析小说如何运用多角度和多人称的叙事手法表现这种历史观。纪秀明同样从叙事角度解析小说后现代历史书写，认为小说“通过后现代风格的复调叙事手法，拨开男权‘历史’叙事的所谓‘真实’权威性的面纱……重新书写了被历史叙事遮蔽的加拿大女性之生存苦难与精神苦难”。
《盲刺客》在阿特伍德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不仅因为它是阿特伍德进入新千年的第一部作品，更因为阿特伍德凭借这部作品最终捧回布克奖。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西蒙·詹金斯评价《盲刺客》“是一本复杂的小说，涉及许多不同层面的内容。作品意义深远、富有戏剧性、结构精妙绝伦”。④小说以叙事者艾莉丝对自己和妹妹劳拉的往昔生活的回忆为主线，以细腻的情感和恢弘的气势展现了时代变迁背景中的个体心灵成长史。在创作技巧方面，小说融合“元小说”和哥特小说等多种小说元素，充分调动各种叙事手段创造不同层次的叙事空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我国研究者主要从叙事技巧和思想内涵两个方面对小说进行解读。对于小说在叙事方面的革新，我国研究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黄向辉的《论〈盲刺客〉的结构艺术》和《一场技巧的盛宴——论〈盲刺客〉的修辞性叙事》（《外语研究》，2009年第2期） 肯定了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前者认为小说在叙事视角和叙事模式上的创造性“不但揭示了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使故事情节的展开富有戏剧性”①；后者认为作者通过在小说中营造多重社会空间意象，建构三维度人物模式和增强女性叙事声音，有效和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潘守文则对小说的叙事手法提出质疑，认为“ 《盲刺客》是同一叙述者用单一的视角对多个互不相干的内容展开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导致了整部小说叙述失去了重心，冗长拖沓，杂乱无章”。②不论阿特伍德在创作技巧方面有何得与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阿特伍德从来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通过形式创新表达深层的思想内涵。就《盲刺客》而言，阿特伍德的真正用意是通过建造叙事迷宫展现常规叙事手法所无法展现的女性体验，表达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因此相对创作技巧而言，我国研究者似乎更注重挖掘小说的思想意蕴。王岚认为小说虽体现后现代元小说的创作理念，但“又不是纯粹的语言游戏或关于小说创作的小说，而是有着深刻的对加拿大历史和个人生活的反思，尤其是对女性体验深切的关怀”。③黄向辉的《借助身体的言说——解读〈盲刺客〉的身体话语》（《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聚焦小说的身体叙事，分析小说如何通过对身体的言说展现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秘密。何倩婷的《〈盲刺客〉：一部关于记忆的小说》（《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从个人记忆的抵抗性、书写对创伤记忆的消解和记忆的多重维度三个方面解析小说的记忆美学，探讨小说如何通过书写记忆揭示女性被遮蔽的历史和女性对自身的反省。郭国良、赵婕的《论〈盲刺客〉中的存在主义介入观》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观照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深层结构，认为“阿特伍德将‘介入以视’的真谛与女性生存紧密相连，有力地揭示出介入乃是女性必要的生存策略”。①该文从哲学角度解读小说的女性主义思想，对深入理解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有启发意义。
《珀涅罗珀记》是阿特伍德为2005年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世界性的“重述神话”出版项目推出的作品。小说改写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将女主人公珀涅罗珀塑造成一位个性鲜明、具有强烈自主和反抗意识的现代女性，彻底颠覆了珀涅罗珀作为女性忠贞典范的“经典”形象。这次出版活动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也让“重述神话”、“重写经典”成为一种全球瞩目的文化现象。“经典”之所以会走下神坛，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西方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盛理论”（high thoery） 流派挑战了文学经典的本质主义认知模式。而作为“后理论”时代显学之一的文化研究，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旨归便是要破除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平等的眼光审视诸种文化现象，所以，在文化研究的视阈中，预设和暗含高雅文化霸权话语的“经典”作为一种文化构成的互文性和建构性必然会被凸显。就连西方经典的忠诚守护者哈罗德·布鲁姆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经典的内涵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绝不是一种统一体或稳定的结构。没有一个权威可以告诉我们西方经典是什么。”②2005年，“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就“文学经典”问题展开讨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珀涅罗珀记》自然成为我国研究者的重点解读对象。
卢秋平的《〈珀涅罗珀记〉，一部现代女性的神话》（《外国文艺》，2007年第3期） 从宏观上解读了小说在父权、男权和神权等方面对《奥德赛》的改写。陈榕的《阿特伍德〈珀涅罗珀记〉中对古希腊合唱团传统的改写》（《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3期） 聚焦小说对希腊合唱团传统的改写，分析女仆合唱团如何通过挑战男权话语，补充珀涅罗珀叙述中阶级盲点和挑战珀涅罗珀的主体叙述权威，来表达作者对父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女性的阶级身份以及女性间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杨莉馨在其论述中从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小说重构经典的积极意义，指出：“由于重述经典使原定的价值失去了无可置疑的确定性，文学经典因而成为一种可供再生产的丰富资源。”①阙蕊鑫的《温“新”而知“故”——阿特伍德以〈珀涅罗珀记〉向经典致敬》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该文通过详细对比两种文本得出结论，认为“重写不是文学枯竭的表现，更不是作家的走投无路，它是通过重拾文化经典、将它发扬光大的一种手段”。②梁宇彬的《从〈珀涅罗珀记〉看神话重述的后现代意义》（《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2期） 则着重探讨在后现代语境中重述经典的现实意义，认为小说刻意表现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女性恶劣生存环境之间的强烈反差，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控诉。曾晓覃的《阿特伍德新作〈珀涅罗珀记〉的叙事策略》（《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分析小说如何从叙事的角度改写经典，以后现代的方式表达女性主义关怀。从上文论述中不难看出，我国研究者多将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立场默认为她改写经典的动机。潘守文在其研究中另辟蹊径，以加拿大民族成长史观照《珀涅罗珀记》，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阿特伍德重写经典的原因，认为小说“表现了加拿大民族在美国压迫下的愤懑焦虑但又无可奈何的民族心态，是加拿大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生动写照，是对加拿大后殖民性的极好诠释”。③除了上述关注度较高的小说外，《预言夫人》（Lady Oracle，1976）、《肉体伤害》（Bodily Harm，1981 年）、《猫眼》（Cat’s Eye，1988 年）、《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1993年） 也是研究对象。
《猫眼》是一部关于童年的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也是较早引起我国研究者关注的作品。小说由现实和回忆两部分组成，“两个层面互相重叠，在一种浓重的、云雾一般的意识流和情感流中交替发展，亦真亦幻”。①傅俊、尤蕾的《时间·存在·意识之流：“为消逝的童年建一个文学家园”——读阿特伍德的〈猫眼〉》（《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以柏格森的“绵延说”为参照分析小说的意识流创作手法，解读小说所表现的时间、存在和记忆间的关系。尤蕾的《走出冰封世界——解析阿特伍德小说〈猫眼〉中的二元对立》（《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和《解析〈猫眼〉中的儿童游戏》（《江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分别从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角度对小说进行解读，揭示小说的后现代创作理念和女性主义思想。杨昊成的《剪不断，理还乱——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猫眼〉》（《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 聚焦小说的“女友”主题，分析作者对女性关系的细腻刻画和多元呈现。
《预言夫人》讲述女主人公“成长的心理历程……揭示了她的不安定感和惶恐的内心世界”②，探讨现代女性对身份的困惑和追寻，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在艺术风格上，小说既借鉴了哥特小说的元素，又在人物塑造等方面对其进行改写和戏仿，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互文性。“阿特伍德的天赋在于她可以借用传统哥特小说的元素，并能将其转化，让她的小说具有现代气息和心理深度，同时又不失‘哥特味’。”③我国研究者主要从小说对哥特文学的戏仿这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傅俊、薛冰莲的《互文与颠覆——阿特伍德小说〈预言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④分析小说对哥特文学的女性主义改写，认为阿特伍德在利用哥特小说规则的同时，“在细节上不断地揶揄和颠覆它们，以揭穿哥特式小说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刻板与失真以及由此给女性带来的误导和危害”。①谷野平在《论阿特伍德对哥特小说中女主角范式的颠覆》（《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中以《预言夫人》为例，重点解读阿特伍德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对哥特文学的改写，认为阿特伍德通过塑造“比传统哥特式女主角更加坚强和聪慧，更加注重自我身份”的女性形象，来表达对现代女性价值的肯定。
《强盗新娘》发表于1993年，冯亦代先生1994年就将其介绍给我国读者②，但此后这部小说一直没有引起我国研究者的重视。和《预言夫人》一样，《强盗新娘》也是对哥特小说的戏仿。豪威尔斯认为阿特伍德“创作了一部后现代小说，把哥特童话故事和失败的家庭浪漫故事、侦探小说和文献历史这些完全不同的文类嫁接在一起，效果非常震撼”。③但我国研究者没有从戏仿的角度阐释这部小说，而是关注其文化内涵。潘守文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研究者。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族裔身份的解构与建构——评阿特伍德的〈强盗新娘〉》中，潘守文以后殖民批评理论为参照，通过阐释身处主流文化的叙事者对边缘人物族裔身份的任意解构和建构，揭示小说对于深入理解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意义。文章认为叙事者的这种做法说明他们“及其所属的加拿大主流社会对难民的猜疑、歧视和恐惧，反映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体制下的深层矛盾”。④该文立足文本分析的同时以文本观照现实，充分挖掘文学文本的文化意义，为理解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
同《强盗新娘》一样，《肉体伤害》这部作品也没有受到太多关注。《肉体伤害》属于“见证人文学”（literature of witness） ⑤，被认为是阿特伍德最具政治意图的作品⑥，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谈到这部小说时，阿特伍德指出：“我的确认为这部小说是观察社会的工具，连接了语言和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①小说以加勒比海地区为背景，讲述了女主人公瑞尼在加勒比海岛国圣安托万卷入的一场政治风波。潘守文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关注者，他尝试从后殖民批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 等人在《帝国逆写：后殖民文学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一书中将加拿大文学定义为后殖民地文学，并认为阿特伍德和库切（J.M. Coetzee）、奈保尔（V.S. Naipaul） 和阿契比（Chinua Achebe）一样，“都曾对英语‘经典’进行过重写，目的是为了不单靠颠覆等级秩序，更是通过质疑支持那种秩序的哲学假设，以后殖民的方式重构欧洲‘现实’”。②但潘守文并没有以此作为对《肉体伤害》进行后殖民解读的出发点。通过分析瑞尼的文化自恋、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崇拜以及小说对前殖民地的妖魔化表征，潘守文指出：“阿特伍德作为加拿大后殖民社会知识精英，其权力意识显然包含着浓厚的帝国意识，包含着对英美殖民主义的首肯，是加拿大后殖民政治的产物。”③在潘守文看来，阿特伍德不但没有质疑宗主国的等级秩序，反而被其同化。阿特伍德在我国研究者的解读中向来是一位极具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批判者，潘守文的批判性解读让我们认识了另一种维度上的阿特伍德。就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而言，这种“批判”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有助于拓宽批评视野，破除定向思维模式。
除了长篇小说外，阿特伍德的诗歌和短篇小说也是研究对象，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诗歌方面，刘晓静的《重塑女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中的神话解析》（《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解读阿特伍德诗作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西方神话的改写。曾立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策略解析阿特伍德的诗作《你配合我》，解读该诗形式和内容间的张力，认为该诗虽篇幅短小，但意蕴深远，浓缩了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多元主题。①我国在阿特伍德诗歌研究方面起步较早，但此后一直没有进展，缺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短篇小说方面，刘爱英指出，阿特伍德在短篇小说《蓝胡子的蛋》中将男性和女性共同刻画为“他者”，揭示了现代社会制度对人性的压抑，表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②傅俊、韩媛媛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解读短篇小说《葛特露的反驳》对莎士比亚经典剧作《哈姆雷特》的改写，揭示经典重写的女性主义内涵。③何倩婷参照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contrapuntal read-ing），将短篇小说《强奸幻想》解读为弱势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入侵的隐喻。④我国对阿特伍德短篇小说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视角多与当下主流批评方法相吻合，所以起点较高，但还没有形成整体规模。阿特伍德在诗歌和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都取了很高的成就。她的诗集《圆圈游戏》曾获诗歌类总督奖；而“阿特伍德单凭短篇小说就足以成为20世纪（和21世纪） 作家中的佼佼者”。⑤因此，在阿特伍德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研究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不难看出，我国的阿特伍德研究在21世纪取得丰硕成果，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现专著，比如傅俊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2003年） 和潘守文的《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阿特伍德后殖民文化思想研究》（2007年）。傅俊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专著，成为其后我国阿特伍德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开拓性意义。潘守文的《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阿特伍德后殖民文化思想研究》以后殖民理论观照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阐述阿特伍德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之间的张力，定位阿特伍德的后殖民作家身份和加拿大特殊的后殖民性。该文敏锐地捕捉到学术研究中的盲点，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空白。当然，我国新世纪的阿特伍德研究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还存在许多不足，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研究过分集中在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上，缺乏对其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关注，出现研究失衡的局面。另外，虽然批评方法日趋多元，但从总体上看，女性主义批评仍然是阿特伍德研究的主要批评路径。在批评方法上，阿特伍德研究还需借鉴更多的前沿文学理论成果，并与我国本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经验相结合，以期开创新的研究格局。
（二） 其他女作家研究
劳伦斯的作品仍然受到比较多的关注；研究重点依旧在《石头天使》、《上帝的玩笑》和《占卜者》这三部长篇小说上。劳伦斯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依然是研究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包括：杜丽霞、张敏的《论〈石头天使〉女主人公夏甲》（《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王丽莉的《曼纳瓦卡的石头天使——论玛格丽特·劳伦斯〈石头天使〉中海格的艺术形象》（《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和李渝凤的《声音·镜子·女人——玛格丽特·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海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女性成长和民族主义是劳伦斯文学创作的两大主题。刘阳阳的《成长轨迹之歌——玛格丽特·劳伦斯的〈洞察者〉释读》（《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 解析《占卜者》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阐述她如何在与父辈价值观的背离与认同过程中定位自我。高轶文的《评析〈石头天使〉中的加拿大民族主义》（《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解析小说如何通过表现主人公寻找自我的人生经历，映射加拿大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觉醒的历史过程。①劳伦斯的创作技巧也是研究者的关注对象。常梅的《第一人称一般现在时叙述的魅力——读玛格丽特·劳伦斯小说〈上帝的玩笑〉》（《北方论丛》，2000年第5期） 和《〈上帝的玩笑〉中的〈圣经〉典故及其意义》（《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分别解读小说的叙事手法和用典。除长篇小说外，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谢娅丽的《失去的家园——玛格丽特·劳伦斯〈潜水鸟〉赏析》（《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1期） 和绳立平的《直立的马赛克——从〈潜鸟〉中看加拿大多元文化》（《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分析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潜水鸟》如何体现加拿大土著人在多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
艾丽丝·芒罗（Alice Munro） 是三次总督文学奖得主，被认为是加拿大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①和劳伦斯一样，芒罗的作品也大都以家乡为背景，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正如基思所指出的，芒罗“与劳伦斯一样关心地区特性，包括朱比利和西汉拉蒂在内的安大略西南地区变得几乎与马纳瓦卡一样富有特色”。②我国自1990年代起开始译介芒罗的作品，之后逐渐出现研究芒罗的学术论文。郑燕虹的《爱丽思·蒙罗其人其作》（《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对芒罗的创作历程和主要作品进行宏观观照，是国内较早介绍芒罗文学创作的文章。赵慧珍的《论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蒙罗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兰州大学学报》，2002第6期） 从宏观上解读芒罗小说的女性角色和创作特点。对芒罗具体作品的研究集中在写作观、创作手法和主题三个方面。陈小慰解析《爱的进步》中芒罗的现实主义写作观，指出：“作为一个当代现实主义作家，蒙罗并不简单地报道现实或复写现实，而是在‘现实’的表象下面，挑战读者的传统现实主义观。”③尹玲夏的《平淡是真——评爱丽丝·芒罗短篇小说〈平坦之路〉》（《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 以芒罗的另外一部短篇小说为例，解读了芒罗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艺术魅力。芒罗虽是现实主义作家，但其作品从来都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充分调动各种叙事手段，营造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刘秀杰、何淼波的《艾丽丝·蒙罗小说中的叙事结构》（《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芒罗小说的叙事特点。主题分析方面，刘玉红的《城市文明与乡土情结的心理挤压——艾丽丝·蒙罗的〈家当〉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分析短篇小说《家当》如何通过现实主义手法和多元叙事策略，表现城市文明对人的同化和异化这一主题。林玉珍的《艾丽丝·芒罗短篇小说的多重主题》（《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对芒罗小说的多元主题进行观照，指出芒罗小说的价值在于平淡叙事背后的深刻道理。刘新慧的《双面蒙萝——论艾丽丝·蒙萝的〈姑娘们和女人们的生活〉》（《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通过解读芒罗的长篇小说《姑娘们和女人们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1971年），探讨芒罗对社会、女性身份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思考。芒罗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虽年事已高，仍笔耕不辍。2006年，芒罗以75 岁高龄推出新作，短篇集《洛克堡的风景》（The View from CastleRock）。袁霞的《回忆过去是为了面对现在——评爱丽思·蒙罗的〈洛克堡的风景〉》（《外国文学动态》，2008年第4期） 将这部芒罗自称为封笔之作的短篇集介绍给我国读者。
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 是另外一位杰出的加拿大女作家。1993年，希尔兹凭借《斯通家史札记》（The Stone Diaries） 荣获总督文学奖，两年后凭该作问鼎普利策小说奖；之后推出的《拉里的家宴》（Larry’s Party，1997年） 又斩获英国小说橘子奖。希尔兹从此成为加拿大女性文学的又一重量级代言人。从希尔兹的成名时间来看，我国对希尔兹作品的引入是比较早的—— 《斯通家史札记》和《拉里的家宴》在1990年代末就被译入。我国对希尔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斯通家史札记》这部小说上。希尔兹“运用虚构传记这种文类来质疑固定的身份，揭示男性和女性人物身上的不确定性”①，因此她的小说通常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后现代特征。从文类上看，《斯通家史札记》是一部虚构性自传小说①，但对于它是否属于后现代小说，我国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王玲、秦明利的《〈斯通日记〉的后现代“反情节”特征》（《国外文学》，2001年第1期） 认为小说对情节采用非连续性和碎片化处理，并运用了“拼贴画”的创作技巧，是一部后现代小说。对王、秦的观点，刘新民在《也谈〈斯通家史札记〉及后现代小说——与王玲、秦明利二先生商榷》中逐一反驳，认为小说“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与后现代主义小说不可同日而语”。②对于同一部作品有不同的阐释实属自然，但出现观点截然对立的学术争论，这在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中尚不多见。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斯通家史札记》这部小说在主题方面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学者对西方文学理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而不是机械地套用。实际上，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非水火不相容。后现代的创作手法并不意味排斥对现实问题的关怀；现实主义文学同样可以展现一个碎片化和非连续性的世界。从宏观上看，希尔兹的文学创作恰恰体现了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共生的状态。诚如陈榕所指出的，希尔兹的作品“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实小说，也不同于后现代‘解构中心’的文本游戏，在当代加拿大文学中独树一帜”。③除了《斯通家史札记》④，有关希尔兹的学术论文还涉及《斯旺》（Swann：A Mystery，1987年） 和《如果不》（Unless，2002年）两部小说。
（三） 少数族裔作家研究
虽然加拿大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在发展时间上存在错位，但二者都曾属于“边缘”和“他者”群体，而且都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改变着加拿大文学的创作格局，所以它们有很多相通之处和可以互相借鉴的资源。我国自1980年代起开始译介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1990年代出现了译介的小高潮和有关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的学术论文。进入21世纪以来，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主要涉及加拿大华裔文学、斯里兰卡裔文学、俄裔文学、犹太裔文学和印度裔文学。
我国对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关注始于1990年代中期，21世纪里我国的加拿大华裔文学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继朱徽1999年发表《正在进入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华裔英语文学》，罗婷和朱徽又相继撰文，从不同角度对加拿大华裔文学进行宏观观照。罗婷的《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的兴起》（《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从种族、性别和身份三个方面解读了加拿大华裔作家的创作主题。朱徽的《当代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述评》（《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 解析加拿大华裔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趋势，并从身份诉求、人物形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解读华裔文学的创作特点，是对《正在进入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华裔英语文学》一文的扩充。
具体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崔维新、伊芙琳·刘和林浩聪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周小文的《身份的诉求：评加拿大华裔英语小说〈玉牡丹〉》（《宁波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崔维新的首部长篇小说《玉牡丹》（The Jade Poeny，1995年） 中的身份认同主题。华裔加拿大学者赵庆庆的《语言·隐秘·重构——加拿大华裔作家崔维新的〈纸影：唐人街的童年〉评析》（《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3 期） 聚焦崔维新的自传体小说《纸影：唐人街的童年》（PaperShadows：A Chinatown Childhood，1999年），分析小说如何在语言、内容和主题上体现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的特征。伊芙琳·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18岁发表作品，不满30岁就被评为加拿大最具潜力女作家，在诗歌和小说方面均有建树。探索女性身份的建构路径是伊芙琳·刘作品的中心议题。魏全凤的《边缘女性的主体建构——伊芙琳·刘的〈逃跑〉和九丹的〈乌鸦〉之比较分析》（《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加拿大华裔女作家伊芙琳·刘的自我书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第10期） 和《在写作中成长——加拿大华裔女作家伊芙琳·刘及其作品》（《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解析伊芙琳·刘作品中女性主体的建构策略。赵庆庆的《北美华裔女性文学：镜像设置和视觉批判——以刘绮芬、陈迎和林玉玲的作品为例》（《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以伊芙琳·刘的自传文集《里面朝外》（Inside Out，2001年） 为例，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批判地解读了北美华裔女作家所采用的镜像设置和视觉反抗的写作策略，认为这种策略虽然可以帮助她们“重新审视后殖民时代夫权制中女性的本体流变，但是她们在观望东方女性的过程中，却不时走入了西方女权主义的误区，她们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注视使东方女性再度他者化”。①该文视野开阔，对华裔女性文学创作的优势和局限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表明我国的华裔女性文学研究正逐渐走向成熟。和伊芙琳·刘一样，林浩聪也是“70后”加拿大新生代华裔作家，虽然不像前者那样年少成名，但凭借处女座就摘得吉勒奖，可以说是真正的一鸣惊人。《放血与神奇治愈》这部“神奇”之作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国研究者的解读对象。胡文征的《加拿大华裔作家林浩聪的获奖小说〈放血与神奇治愈〉》解读了小说的内容和创作特点，认为“它超越了以往书写早期华裔奋斗史、艰难家世、唐人街生活的局限，拓展了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的题材”。②潘守文、胡文征的《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身份建构——评林浩聪的〈放血与神奇治愈〉》（《长春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 通过解析小说对故国文化的偏爱、对白人文化的改写和对印度裔文化的揶揄，分析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创作对确认和建构作家本人的族裔身份所起的正面作用。
加拿大华裔文学不仅在小说方面成就斐然，在诗歌方面也颇有建树，拥有像朱霭信（Jim Wong?Chu） 和弗雷德·王（Fred Wah） 这样的优秀诗人。1999年，由朱霭信和文坛新锐安迪·权（Andy Quan） 主编的首部加拿大华裔英语诗集《云吞》（Swallowing Clouds） 出版，成为加拿大华裔英语诗歌创作史上的里程碑。赵庆庆的《永恒的母题变迁的主流——首部加拿大华裔英语诗集〈云吞〉评析》（《华文文学》，2007年第5期） 解读了诗集多元主题的“族裔性和世界性”，探讨了主题背后的深意——加拿大华裔文学正逐渐融入并改变着主流文学。在加拿大华裔文学主流化的过程中，华人学者赵廉功不可没。她的学术专著《不再沉默——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让加拿大学术界认识到了华裔文学的价值，有力地推动了华裔文学的主流化进程。《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刊登朱徽对赵廉的访谈录，赵廉在这次访谈中阐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表达了对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发展和现状的看法。刘捷的《寻找生存的意义——兼评〈打破沉默：华裔加拿大人的英语文学〉》（《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4期） 在探讨加拿大华裔文学创作主题的同时，评价了赵廉的专著，认为“它既是一部文学史，又是一部华裔加拿大人的通史”。
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是当今加拿大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曾获布克奖、总督文学奖和吉勒奖等文学大奖，可以说是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我国较早关注的加拿大少数族裔作家。归纳起来看，历史书写与身份认同是我国新世纪翁达杰研究的两大切入点。
后现代历史观挑战了强调客观性的人文主义历史认知模式，凸显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和叙事者对历史的主观建构。后现代历史观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就会出现哈琴所称的“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这种小说“质疑整个人类书写——包括历史和小说创作——过程的本质和有效性，目的是为了研究我们如何了解和理解过去”。①同阿特伍德一样，翁达杰也将后现代历史观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翁达杰的小说创作致力于反映“虚构的真实”，体现了后现代历史叙事的特点。姚媛通过分析翁达杰的《经过斯洛特》（Coming Through Slaughter，1976）、《世代相传》（Running in the Family，1982年） 和《身着狮皮》（In the Skin of a Lion，1987年） 三部作品，全面解读了翁达杰的后现代写作策略。《“一片事实的荒漠”：〈经过斯洛特〉所表现的历史》（《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解析翁达杰如何通过跨文类写作表达他的后现代历史观，即“历史和虚构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清晰……书写历史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对过去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② 《一部家庭罗曼史——论昂达奇〈世代相传〉中父亲形象的塑造》（《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 以翁达杰的回忆录为例，讨论了同样的问题。《描绘一幅暗色调画卷重写一部加拿大历史——迈克尔·昂达奇的小说〈身着狮皮〉》（《外国文学》，2002年第4期） 解读作者如何借鉴绘画艺术中的“暗色调主义”重写加拿大的官方历史，揭示官方历史对移民史的遮蔽。
重写历史的动机往往来自身份认同的焦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扩张导致了第三世界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危机，使得他们的文化身份变得模糊、分裂，产生了深刻的身份焦虑”。④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作家，翁达杰一直尝试通过文学创作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因为加拿大本身具有的后殖民文化属性，翁达杰的这份尝试较其他移民作家（比如奈保尔、拉什迪） 又多了几分无奈和沉重。张陟的《乡关何处：评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创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读翁达杰的小说创作，解读翁达杰以文学创作的形式追寻文化身份的努力与徒劳，揭示后殖民作家必须面对的悖论。一方面，后现代历史叙事为后殖民作家提供了有效的写作策略，用以解构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揭示被官方历史所遮蔽的边缘和底层历史；另一方面，以质疑历史真实性，凸显历史虚构性为特点的后现代历史观又在暗中挫败后殖民作家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寻找一个确定历史依托的尝试。所以，后殖民作家在选择历史书写作为体认文化身份的途径的同时，也无意中将这种文化身份消解于无形。这种进退维谷说明了加拿大文化中后现代和后殖民属性的混杂，“在加拿大……那些不协调、碎片化的东西可以称之为后殖民，这一点又是后现代状况的一个证明：意义的含混，普遍性的瓦解，自我的不可确定”。①总体上看，我国21 世纪的翁达杰研究重点关注翁达杰的前期创作。《英国病人》是翁达杰的成名作，也是最早被译入我国的翁达杰的小说作品。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者继续关注这部作品，但发表论著的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深度。②翁达杰进入新千年的两部小说《菩萨凝视的岛屿》和《遥望》都是总督文学奖获奖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前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后者已经成为翁达杰研究者重点解读的对象。③俄裔作家鲁迪·威伯（Rudy Wiebe） 是当代加拿大文坛的重量级作家，也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威伯曾凭借《大熊的诱惑》（The Temptations of Big Bear，1973年） 和《发现陌生人》（A Discoveryof Strangers，1994年） 两度荣获总督文学奖。威伯的小说大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通过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之间的张力揭示正统历史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共谋，还原边缘和弱势群体被忽略的历史。基思认为威伯的作品将“历史的再创造”与“对受压迫者的认同意识”结合在一起，“获得了当代加拿大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创作广度”。①在这个意义上，威伯的作品和翁达杰的前期创作一样，都具有“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特点。赵伐是威伯的主要研究者。他翻译（合译） 了威伯的《大熊的诱惑》、《发现陌生人》和《天伦之爱》（Sweeter Than All the World，2001年） ②三部作品，并撰文阐释威伯的文学创作特点。《在历史语境中虚构“真实”——论鲁迪·威伯的长篇小说〈大熊的诱惑〉》（《宁波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和《历史—文本—虚构——论历史文本在〈发现陌生人〉中的隐喻功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6期） 两篇论文以威伯的两部获奖小说为例，解读作者如何运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互文性“恢复现代人业已萎缩的历史意识，矫正受权力话语压抑而变形的历史观念，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③经过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涤荡，具有压制性和总体化倾向的“宏大叙事”和“大写历史”被剥夺了话语权，“日常叙事”和“小写历史”对权力宰制的颠覆功能得以彰显，影响了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的价值判断。在一次访谈中，威伯指出：“小说家所关心的就是探索人生活中的那些个性的东西，在内心深处、亲朋好友之间，日常生活以及悲欢离合中所蕴藏的人性。”④威伯这种文史兼具的创作风格得到了我国研究者的认同。钱志富在《鲁迪·威伯编史小说的价值》（《文艺报》，2006年12月19日） 中认为威伯的创作打通了西方文学传统中文与史之间的壁垒，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并将其作品与《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相提并论。这种提法虽不严谨，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颇值得玩味。我国研究者自1990年代起开始关注犹太裔加拿大文学的两位代表性作家，莫迪凯·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 和伦纳德·科恩（LeonardCohen）。21世纪里，对这两位作家的研究更加深入，视角更加多元。
长时间的颠沛流离和背井离乡塑造了犹太人坚忍不拔的性格，同时也迫使他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我是谁”。因此，对民族和自我身份的追寻和确认已经演化成犹太民族的内在诉求和精神旨归，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无意识。犹太人有一套完备的伦理体系，体现着犹太文化的核心利益和价值取向。以犹太伦理为参照考察他者国度里的道德现象，反思在与异质文化的交融中犹太伦理所经历的嬗变，是犹太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犹太文学一般都有明确的伦理指向。段慧①的《莫迪凯·里奇勒创作中的民族身份和道德主题》（《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对里奇勒小说中的身份和道德主题进行观照，解读作者对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道德沦丧的病态现实的批判。对科恩的研究集中在《大大方方的输家》（Beautiful Losers，1966年） 这部作品上。《大大方方的输家》创作于西方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之时，哈琴认为它是加拿大文学中后现代元小说的先例。②蓝仁哲在《一部后现代主义先驱元小说——评〈大大方方的输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中通过分析小说的人物、情节，以及互文和戏仿等艺术手段，解读了小说的后现代元小说特征，回应了哈琴的观点。唐伟胜的《错乱的世界错位的叙述——析〈大大方方的输家〉中的叙述层次》（《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小说如何借助省略不同叙述层次间的转换标志等叙事手法，打破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线，建构后现代的文本世界。尚必武、胡全生的《语言游戏、叙事零散、拼贴——论〈大大方方的输家〉的后现代创作技巧》（《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同样聚焦小说的后现代创作特征。
罗辛顿·米斯垂（Rohinton Mistry） 是印度裔加拿大文学的代表作家。1987 年，米斯垂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集《费洛查·拜格的故事》（Tales from Firozsha Bagg），获总督文学奖提名。之后推出的《长路漫漫》（Such a Long Journey， 1991 年） ①和《完美的平衡》（A FineBalance，1995年） 分别为他赢得总督文学奖和吉勒奖。米斯垂的小说生动描绘了殖民时代之后印度人，特别是波斯人的生活状态，表现他们为保全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作的抗争，被称为“波斯文化大全”。②米斯垂的作品1990 年代中期被译入我国，之后出现了有关米斯垂的学术论文。任一鸣是米斯垂文学创作的主要研究者。《书写后殖民地时代的印度人——印度题材英语小说家罗辛顿·米斯垂》（《外国文学》，2001年第4期） 从宏观上介绍了米斯垂的代表作和创作特点。《在回望与挽留中脱钩的民族文化——评罗辛顿·米斯垂的〈费洛查·拜格的故事〉》（《外国文学》，2001年第4期） 解读作者如何深入剖析后殖民时代波斯后裔既对传统文化依依不舍，又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无所适从的精神困境，表现“一种深沉的悲壮，一种经历了殖民时代的人们所特有的民族文化上无所依托的迷失”。③
（四） 其他
除了重点解读加拿大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外，我国研究者在这一时期继续挖掘加拿大本土经典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内涵。休·胡德（Hugh Hood） 是加拿大当代著名小说家，以创作全面反映20世纪加拿大生活的皇皇巨著，12卷本《新时期》（New Age） 系列小说著称。我国曾于1980年代翻译过胡德的短篇小说。进入21世纪，我国研究者开始关注他的长篇小说。杨俊峰的《超越时空的想像——休·胡德与华兹华斯浪漫主义对比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12期） 对比胡德和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创作理念，分析前者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超越。麦克伦南的作品继续受到关注。李桂荣、董俊峰的《“无”中生有“有”中求“特”——加拿大小说〈两地孤栖〉中民族文化的定位》（《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 通过人物和主题分析，解读麦克伦南的另外一部代表作《两种孤独》（Two Solitudes，1945年） 如何象征性体现加拿大民族身份的建构过程。另外，卡拉汉、罗伯逊·戴维斯和辛克莱·罗斯等人的作品也是解读对象。①而马特尔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因为其“布克奖得主”的特殊身份也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关注。②一部《绿山墙的安妮》让加拿大儿童文学蜚声国际，风头盖过了许多成人文学作品，而“自1980年代以来，加拿大儿童文学异常繁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加拿大成人文学的发展”。③进入21世纪，加拿大儿童文学在我国获得了更多关注，不仅译介量增加，还出现了更多研究加拿大儿童文学的论文。胡慧峰是我国加拿大儿童文学的主要研究者。《加拿大儿童文学印象》（《外国文学动态》，2006年第3期） 从宏观上分析加拿大儿童文学繁荣背后的原因，梳理可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借鉴的资源。《〈银翅蝠〉：加拿大儿童文学史上的新篇章》（《译林》，2006年第3期） 从选材和情节等方面分析小说的独特性。作为加拿大儿童文学的代表作，《绿山墙的安妮》是我国复译率最高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之一，也经常成为研究者的解读对象。张震宇的《〈绿山墙的安妮〉——一部具有永恒感染力的作品》（《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4期） 分析了小说的人物塑造、主题关怀和现实意义，基本没有超出1989年陈舒平《伊甸园中的灰姑娘》一文的讨论范围。而傅俊的《异质文化的吸收与变形：从〈绿山墙的安妮〉到〈红头发的安妮〉——看日本的“安妮热”》（《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该文以《绿山墙的安妮》在日本的接受为例，考察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文本流通，探讨东西文化碰撞，以及文学作品向文化资本转化背后的文化和美学意义。文章从文学的传播与市场效应这个角度观照文学现象，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另外，《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刊登了瑞典克里斯提安斯塔德大学简·麦迪森（Jane Mattisson） 教授的论文《通过文学理解成人世界：以〈绿山墙的安妮〉、〈阿文利的安妮〉和〈复杂的善意〉为例》。该文探讨了儿童文学在帮助少年儿童理解成人世界的规则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普遍意义，虽不是出自中国学者之手，但可以说明我国学界对加拿大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视。
和儿童文学一样，加拿大动物文学的译介量在21世纪里也有明显增加，而且我国对加拿大动物文学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译介的层面上了。加拿大有深厚的动物文学创作传统，拥有以罗伯茨、西顿和莫厄特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动物文学作家。西顿的作品早在1950 年代至1960年代就被译入我国，之后罗伯茨和莫厄特的作品也相继译入。刘捷的《加拿大动物文学的流变》（《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 从宏观上勾勒出加拿大动物文学的发展阶段，重点分析罗伯茨、西顿和莫厄特的动物文学创作，分析加拿大动物文学与传统动物寓言的差异。刘捷、陈才的《罗伯茨动物故事的叙述模式》（《外国文学》，2008年第3期）分析了罗伯茨动物小说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上的特点。陈才、刘捷的《生存的另一种诠释——评〈最后的极北杓鹬〉》（《名作欣赏》，2009年第11期） 解读加拿大著名动物文学家弗雷德·博兹沃斯（Fred Bodsworth）《最后的极北杓鹬》（Last of the Curlews） 这部小说的生态思想。我国的加拿大动物文学研究在21世纪里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分析，就不难发现个中原因。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等负面影响。所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我国当下的重要舆论导向和研究课题。加拿大动物文学作品表面上写动物，实则“通过描写动物的生活来表达对人类的关心，倡导平等地对待所有的生命成员，强调整体，关注未来，追求和谐”。①因此，除了本身具有的规模和成熟度，加拿大动物文学的精神内核与我国当下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也是它得以被重点关注的原因。
加拿大英语诗歌也是我国21 世纪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加拿大英语诗歌是加拿大英语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从“蒙特利尔诗歌运动”到“神话派诗歌运动”，再到“蒂什诗歌运动”，一代又一代加拿大诗人用他们的非凡才智为加拿大和世界文坛奉献了无数经典作品。而且许多优秀的加拿大小说家本身就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比如罗伯茨、科恩、鲍林、阿特伍德、克罗耶奇和翁达杰。加拿大英语诗歌一直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重要内容。1990年代后，对加拿大英语诗歌的学术评论逐渐增多。朱徽的《20 世纪加拿大英语诗歌述评》（《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比较全面地梳理了20世纪加拿大英语诗歌的流派和诗学理论，分析了代表性诗人的创作特点。刘剑锋的《加拿大联邦诗人诗歌述评》（《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从题材方面分析了加拿大“联邦诗人”②的诗歌创作特点和成就。冯建文是我国加拿大英语诗歌的主要研究者。他自1990年代起撰写研究加拿大英语诗歌的论文③，编著《加拿大联邦诗人诗选》，进入21世纪后继续推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论文方面，《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加拿大英语诗歌的主要特点》（《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聚焦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诗坛，分析其特点、意义和影响。《论加拿大诗人普拉特及其史诗》（《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解读加拿大民族诗人埃德温·普拉特（Edwin John Pratt） 史诗的主题意义，认为其史诗“既非传统浪漫主义，又非现代主义，而是将两者融合的现代浪漫主义”。① 《加拿大女诗人P.K. 佩奇简论》（《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 期） 解析加拿大著名女诗人帕特丽夏·佩奇（Patricia KathleenPage） 的诗风，特别是她对诗歌意象的运用。2008年，冯建文和赵慧珍出版专著《加拿大英语诗歌概论》（民族出版社，2008年），对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的加拿大英语诗坛作了全面介绍。
宏观研究方面，傅俊于2001至2004年发表四篇论文，既有对加拿大英语文学常识的一般性介绍，又有对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理论观照，对于普及和深化中国读者对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认识起到重要作用。《1867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9年前后的加拿大文学》两篇论文②从宏观上介绍了加拿大联邦成立到二战结束前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主要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③从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对加拿大英语文学进行观照，解读后现代和后殖民代表作家的创作。在讨论加拿大后现代文学时，该文指出：“加拿大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有时使它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④这一观点再次印证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文化属性在加拿大的混杂状态。《从殖民地到全球化：面对超级强邻美国的加拿大文学》⑤分析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加拿大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美国强势文化冲击下的复杂心态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探讨中国在新世纪与西方文化的遭遇中所应采取的策略。该文赞同英国学者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son） 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概念，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是全球化语境的内在悖论，因此一味排外与全盘接受都不是明智之举，只有在共性与个性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合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
除上述论文外，郭继德的《加拿大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差异》（《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2期） 和赵文薇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从无属性意识走向民族性重铸》（《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也对加拿大英语文学进行了宏观观照。前者从创作主题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分析加拿大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差异及其成因。后者从民族性建构的角度解读加拿大英语文学，认为“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属性意识恰恰来源于它的归属困惑，但正是从殖民经验的缺失中走了出来，它才有可能建构其独特的文化身份”。①属性意识和文化身份的确立无疑是加拿大英语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鉴于加拿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独特地位，探讨加拿大英语文学如何体现并参与建构加拿大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是我国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和采取的主要阐释策略。然而，民族身份本身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的（homogenous） 概念，在与强势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它是弱势文化取得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但对弱势文化内部的区域文化而言，民族身份又成为亟须解构和消解的霸权话语。加拿大文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建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文化身份过程中，地域文学功不可没。以格罗夫和罗斯为代表的草原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文学创作是加拿大英语文学获取属性意识的重要文化表征。“在民族主义盛行之时，地域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分裂力量，但在1988年后的自由贸易时代，当全球化给民族和文化特性造成威胁时，在加拿大强调差异和独特性就有了新的价值。”①不难看出，民族身份与地域特性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张力；时代氛围决定两者博弈的结果。在全球化语境中，地域主义（regionalism） 获得了暂时的主流话语地位，因此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把握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当下特征，就必然要研究其地域特性。
丁林棚的《加拿大文学中的地域和地域主义》（《国外文学》，2008年第2期） 回应了这一加拿大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热点问题。该文区分了加拿大地域主义文学的模式，分析各自的优势和缺陷，旨在探讨后现代语境下地域主义对加拿大民族文学单一形象的解构功能，指出：“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一个特征鲜明、线条清晰的加拿大文学已经不能再代表现今的加拿大文学，加拿大文学正走向异质化。”②在专著《加拿大地域主义文学研究》（2008年） 中，丁林棚进一步廓清了地域主义的内涵，指出：“地域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和地缘政治派生物；加拿大文学中的地域划分不是一种以地区分裂为基础的区域剥离，而是一种包含不同因素的动态文化复合体，这些因素构成了塑造文本背后的区域集体意识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之间的互动结构。”③该书以加拿大草原文学和海洋文学的代表罗斯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AlistairMacleod） 的作品为例，深入分析了加拿大地域文学的特征和内涵，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
文学史专论方面，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朱徽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该书材料翔实，全面反映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成就和最新进展，是对1990年代出版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和《加拿大文学简史》的重要补充。此外，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继续介绍加拿大英语文学，比如李明滨主编的《20世纪欧美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和吴元迈等编著的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译林出版社，2004年）。
三、文学理论研究
（一） 弗莱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版图进一步扩大，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弗莱的批评理论依旧是我国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21世纪的弗莱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既有对弗莱具体批评著作的深入解析，也有对其批评体系的宏观观照。蒋显璟的《弗莱对〈圣经〉的神话结构主义解读》（《国外文学》，2000年第1期） 以《伟大的代码》为例，解读该著对《圣经》的结构主义阐释。他的另外一篇文章《神话与科学：弗莱理论中的不协和》（《国外文学》，2007年第4期）聚焦《批评的剖析》，阐释弗莱批评理论的内在矛盾性。陈建中的《弗莱模仿论的象征体系》（《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 以《批评的剖析》为例，分析弗莱如何建构综合象征论和模仿论的原型批评体系，尝试厘清弗莱批评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宏观研究方面，朱刚的《经典的重现与“理论”的沉浮——从〈批评的剖析〉英文版在国内出版说起》（《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将《批评的剖析》置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背景中考察，从中透视20世纪下半叶西方批评理论的流变。梁工从宏观上解读圣经文学研究在弗莱批评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认为弗莱“文学批评事业的起点和圆心皆为圣经文学研究”。①纠正对弗莱批评理论的认识偏差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弗莱研究的内容之一，说明我国学界对弗莱的理论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神话—原型批评的重要理论意义之一是它改变了对建基于文学体裁和流派划分的传统文学史的认识，建立了以原型的“置换变形”为基础，致力于揭示文学史的内在演变机制的科学文学史观。李维屏和周斌的《洗尽沙砾还金来——谈弗莱原型批评文学史观研究中被忽略的一面》（《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 深入分析了被国内学界忽视的弗莱的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中所体现的“生存之链”历史观，是对国内弗莱原型批评的文学史观研究的重要补充。王进芳的《对诺斯洛普·弗莱原型的误读与反思》（《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尝试通过辨析弗莱批评理论中如原型和神话这样的关键概念，澄清国内学界对弗莱理论的误读。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和荣格的心理学分析被公认为弗莱批评思想的两大理论来源，而阐述弗莱与弗雷泽和荣格之间的理论渊源也是我国弗莱研究的主要批评思路之一。代云红的《论弗莱文学理论的口语文化内涵与启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 另辟蹊径，揭示了约翰·罗宾斯和维科等学者的口语文化思想对弗莱文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弗莱与结构主义思想的不同“在于他的文学理论包含着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两极性心理反差的历史维度以及对两种文化的思想和表达特征的分析”。①此外，该文还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有关口语文学与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的论争为例，探讨了弗莱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弗莱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学批评家，还是一位对社会文化现象有深刻洞见的思想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并发掘弗莱批评理论背后的批评思想。陈萍探讨弗莱的批评思想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启示，认为“真正的批评必须能在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之间从容切换，从而深入考察文学内部结构与外部语境之间的隐蔽联系”。②蒋艳萍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指出：“正如弗莱格外重视对文学研究的内外兼修，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只有在‘自律与关怀’的张力中才能产生一样，中国的文化诗学也应是文学的外在研究与内在的剖析、感受完美结合的产物。”③回首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弗莱研究不难发现，不论是对形式和内容，还是对自律和他律的探讨，弗莱的批评理论和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学者反思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实践得与失，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批评之路”的一个重要载体。而另一方面，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弗莱的批评理论也越来越彰显出它的社会和文化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弗莱的文化整体批评意识和方法日益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另外，1990年代末，文化研究“已成为继国际性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争鸣后人们最为关注的一个理论课题”。①因此，从文化角度解读弗莱的批评理论就成为我国21世纪弗莱研究的一个主流批评策略。
在1994年北京大学举办的弗莱国际研讨会上，著名弗莱研究专家A.C. 汉密尔顿（A.C. Hamilton） 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弗莱是一位文化批评家，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某一阶级或某一地区的西方文化感兴趣，而且还因为他是从总体上观照西方文化，探讨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②这一评价准确定位了弗莱的文化批评家身份，也成为数年后我国学者从文化角度研究弗莱的先声。程爱民、王宁、叶舒宪、江玉琴、易晓明是国内从文化视角研究弗莱批评理论的主要学者。程爱民在《原型批评的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外国文学》，2000年第5期） ③中追溯了弗莱与马克思和奥斯瓦德·斯本格勒间的理论渊源，指出：“弗莱的‘整体文学观’和‘文学循环发展论’使得他的原型批评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④王宁认为弗莱的批评实践具备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⑤的双重属性，所以“从北美以及国际的理论视角来看，弗莱应当被看作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之一”。⑥江玉琴在《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观探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中通过分析弗莱文化批评观的成因、特点和弗莱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地位，阐述了弗莱在文化批评中起到的先驱作用。该文是对王宁观点的回应。在之后的《文化批评：当代文化研究的一种视野——兼论诺斯洛普·弗莱与F.R. 利维斯的文化批评观》（《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中，江玉琴在比较弗莱和利维斯文化批评观的基础上，探讨了立足于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相比前文，该文的视野更加开阔。利维斯的文化观与马修·阿诺德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在《创造与再创造——论诺·弗莱的精英文化理论》（《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中，易晓明认为弗莱的文化观与阿诺德和利维斯具有一致性，但与后者相比弗莱的特殊性在于，在弗莱看来，文化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精神力量，更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来源，因此弗莱的文化批评对于后者来说是一种突破和超越。在《文化无意识：弗莱的批评理论视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中，易晓明基于对弗莱文化观的整体性和有机性的理解，颇具创见地提出以“文化无意识”取代“神话原型”作为概括弗莱批评理论的关键词，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种替换的合理性。该文综合了国内外从文化角度研究弗莱批评理论所取得的成果，标志着我国文化视域中的弗莱研究达到了一个阶段性高潮。①《批评之路》（The Critical Path） 是弗莱批评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此前弗莱批评思想的总结，而且标志着弗莱文化整体批评的发展与成熟”。②裘·阿丹姆森（Joe Adamson） 更是指出：“他的著作，以《批评的道路》作为开端，预言了当前重视文化和重视艺术与社会—政治领域之交互作用的趋势。”③在后期著作中，弗莱的批评关注点逐渐从建构文学批评的科学体系转向考察文学的文化和社会功能，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色彩。这一点在弗莱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Words with Power： Being a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中有更加突出的表现。在该书中，弗莱明确提出了“是什么东西产生意识形态的？”这样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通过界定首要关怀和次要关怀这样的关键概念来阐述神话和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弗莱认为首要关怀指向人类本身，具体地说也就是人的生存问题；次要关怀指向社会，体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在弗莱看来，神话与首要关怀密切相关，而文学则处于首要关怀与次要关怀之间，起中介作用。①随着对弗莱批评理论的深入发掘，同时受1990年代刘康和谢少波论述的启发，弗莱的文化政治立场已经成为研究者们无法绕过的问题，于是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自然成为我国研究者的解读对象。易晓明的《关怀神话：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综合考察弗莱在《批评之路》和《神力的语言》等著作中的观点，尝试通过解读首要关怀和次要关怀等概念，勾勒弗莱意识形态理论的框架，指出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文化意识形态”。②在之后发表的《语言与文类中的意识形态指涉——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中，易晓明又从弗莱对语言的隐喻和反讽的研究，以及费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弗莱的文类批评的研究两个方面，发掘了弗莱批评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资源。两篇文章前后呼应，完整展现了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与文化研究的综合性和开放性相呼应，人文学界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批具有跨学科、跨文化属性的批评流派应运而生。文学人类学就是其中之一。整合人类共通的精神文化资源，发掘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人文内涵是文学人类学的批评旨归。而要实现这种批评旨归，就势必要通过破除学科壁垒，消解民族文学的权威话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对话，这是建构文学人类批评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叶舒宪是我国最早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也是最早关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学者之一。①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代出版的《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中，叶舒宪就对弗莱的理论作出过评述。他在该书中将弗莱的批评理论定性为“文学人类学”，而不是通常认为的“神话—原型批评”。虽然他当时还没有从学理的层面上解析弗莱批评理论的文学人类学属性，但弗莱的理论一直是他此后阐述文学人类学批评思想的重要参照。1990年代末，叶舒宪指出：“弗莱或许是在文艺学领域中第一个提出文学人类学设想的人。”②而《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一文的发表则表明弗莱的批评理论获得了从文学人类学视角对其进行阐释的内在属性和学理依据，不再是对文学人类学进行说明的参照物。在该文中，叶舒宪通过分析弗莱看待比较文学的态度、弗莱的文学观与人类学思想的契合，以及弗莱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从学理的层面上探讨了弗莱的批评理论与文学人类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之后的专著《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叶舒宪进一步阐述了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批评理念，通过对比弗莱与新历史主义，揭示弗莱的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文化诗学的理论潜能，指出：“原型理论可供文化诗学发掘和再造的层面还远没有穷尽，随着视角的切换，阐释原则的变化，原先的盲点可能转化为新的洞见。”③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是当下人文学界的热点话题，是我国学人在21世纪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在总结我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同时也是完成“西方文论中国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两大课题的内在要求。“文化诗学”既脱胎于文化研究，又是对“泛文化论”的反驳和扬弃；它所追求的是对文本的审美观照与文化批评宏观视野的完美结合。用童庆炳先生的话说，“‘文化诗学’力主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贯通起来，既重视文本作品的语言，也重视文本的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全面的理”。①论弗莱的批评理论之所以能给我国的“文化诗学”建设以启示，是因为他坚信：“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一个转向文学结构；一个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他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相互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就会失去中心。”②弗莱在说明自己的批评体系时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认为文学批评就好比欣赏一幅画，站得近虽可以细察笔势和笔力等细微之处，却只能囿于局部，而只有向后站，才能把握画作的整体，总揽全局。耐人寻味的是，从分析批评概念和批评体系，到联系本土批评语境，解读批评体系的文化内涵，我国的弗莱研究正是一个不断“向后站”，不断揭示弗莱批评理论整体意义的过程。
（二） 其他理论家研究
哈琴依然是除弗莱之外最受关注的理论家。《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3期刊登《后现代主义文学：琳妲·哈琴笔谈录》。哈琴在这次访谈中就后现代主义的最新发展动向、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意义和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与前一次访谈相比，这次访谈的问题设置体现了更多的“中国视角”，涉及更多后现代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比如“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后现代主义真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身问题吗？”“对于在中国很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传统，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应采取何种态度？”③相对哈琴的回答，这些问题本身或许更有意义，因为它们体现了我国学人，或者说我国学术界对1990年代“后现代热”的反思意识。应该说，我国学界对哈琴的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上，缺乏对其批评概念的深入解析和理论体系的整体观照。
这种状况在21世纪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林元富的《琳达·哈琴后现代诗学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以《后现代主义诗学》和《后现代政治》为例，解读哈琴后现代批评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如“戏仿”和“历史编纂元小说”，以及哈琴和欧美后现代理论家的理论分歧，同时揭示其批评理论的内在悖论。①在最新著作《论改编》（A Theory of Adaption，2006年） 中，哈琴从后现代主义角度重新界定了改编文学作品的功能和意义，赋予其与原作相同的主体性。李扬撰文评析该著，认为其意义“在于打开了新的视野，展宽了对改编的评价维度，调整了对改编的认识方略……对于人们正确、全面、深入认识艺术作品的本质及产生过程亦具有启迪作用”。
另外一位受到关注的理论家是斯蒂芬·斯莱蒙（Stephen Slemon）。斯莱蒙“在北美学术界具有和哈琴一样的声誉，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具有比较大的影响”。③斯莱蒙对后殖民主义批评有独到和深刻的见解——在微观层面上，他认为，因为在对“后”（post） 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 这两者的认识上存在分歧，所以“后殖民”（post-colonial）或“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本身就是“成问题”（problematized）的术语，需要进一步界定④；宏观上，他对去历史和排他的同一性话语持怀疑态度，认为后殖民研究对方法论差异应具有包容性，应致力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开放式讨论。⑤在《关于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对话——访斯蒂芬·斯莱蒙教授》中，斯莱蒙就上述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颇有洞见地指出：“后殖民计划是关于公正未来的建立，而不是重建前殖民，‘真正的’或‘本质的’过去文化。”
我国21世纪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在译介、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较前期有了很大提升。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也因此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 年，由兰州大学冯建文和赵慧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加拿大英语文学发生与发展研究》获准立项。②该项目致力于从发生学和发展学的角度阐述加拿大英语文学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进程，体现了我国研究者开阔的研究视野，标志着加拿大英语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了我国学界的认同。我国21世纪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在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拥有一支涵盖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队伍。老一辈学者的功底和严谨与新一代学者的锐气和魄力相得益彰，共同见证了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发展过程。加拿大英语文学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除英美文学研究之外的“非主流”英语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它所给与我们的启示和暴露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回顾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发现：
一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规模和形态受加拿大英语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我国的社会文化格局、社会诗学、学术研究范式和学术研究热点的影响。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历程看，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这一特点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研究对象自身的存在状态和研究主体的接受条件这两者间建立动态的关联，将其作为阐释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史的一个文化变量，总结外国文学研究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规律，对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宏观指导。
二是文学作品译介在推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一部作品的译入往往可以引起对某个作家的关注，培养新的学术兴趣点。我国21世纪阿特伍德研究的繁荣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其作品的广泛译介。所以，要继续推进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做好译介工作是关键。
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在某些环节上还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
首先，加拿大少数族裔英语文学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日益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关注，但研究普遍缺乏深度，研究面也很狭窄。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对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特别是华裔文学的译介还不够充分，在很大定程度上限制了加拿大少数族裔英语文学在我国的普及度，制约了加拿大少数族裔英语文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加拿大英语戏剧文学的关注度不够。虽然和小说、诗歌相比，加拿大英语戏剧文学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还是拥有像罗伯逊·戴维斯、戴维·弗伦奇（David French） 和莎伦·波洛克（Sharon Pol-lock） 这样出色的戏剧家。因此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加拿大英语文学，就有必要重新评估、深入挖掘其戏剧文学创作的文学和社会价值。①再次，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太过偏重阿特伍德和弗莱，研究格局有待完善。从数量上看，21世纪的阿特伍德研究几乎相当于其他作家研究的总和。阿特伍德的突出成就不可否认，但过度关注一个作家容易滋生低质量的重复研究现象，有碍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这点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就是对弗莱一个人的研究，在其他方面几乎是空白——甚至很少关注哈琴和斯莱蒙这样分别代表了加拿大后现代和后殖民研究最高成就的大家。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与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本身的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当我们还在专注于弗莱时，加拿大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已经在“竭力突破和超越弗莱的形式主义疆界”，转而关注“历史与架构、知识与权力、美学与政治等等之间的联系”。①所以，对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当务之急是梳理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的谱系，重点解读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的发展走向。
虽然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加拿大英语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我国的普及度还不够，研究基础和资料储备还相对匮乏，因此很容易出现研究对象和研究队伍的断层，很难持续地出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此外，研究者在阐释外国文学作品时往往容易陷入理论的泥沼，沦为术语的奴隶，不能从本土文学文化中汲取营养，缺乏文化自觉意识。这在我国21世纪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中有比较突出的表现。要对加拿大英语文学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恐怕还要回归文本，深入挖掘文本的内在肌理，凸显文本的美学意蕴和人文关怀。但无论如何，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相信在新老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我国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面前，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定会开创新的局面，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