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败寇 成语旧指在争夺政权斗争中，成功了的就是合法的，称帝称王；失败了的就是非法的，称为寇贼。含有成功者权势在手，无人敢责难，失败者却有口难辩的意思，可这属于元规则，若要成功必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意思是胜利者，强者就是真理，永远有理。
自古胜者英雄败者贼.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讲；在他当皇帝以前,典型的一个小人、无赖.项羽是他结义兄弟,和项羽一起灭秦之后又杀了项羽,但成了汉高祖之后不一样戴着光环过日子.又杀了再拿唐太宗李世明来说；玄武门之变,弑兄夺位,可他还不是标榜为一代明君.在一些非理性思考的人眼里，成功者是不应当受到指责，成功的一方一旦当权便是合法，拥有立法权；失败的一方便失去了合法地位，没有发言权；当权者占据了拥有了公共宣传、历史编撰的自由，失败者被贬损，而没有申辩的机会。
中国自古就有所谓的“成王败寇”之说，与之相对的有所谓的“天道”：仁义礼信。似乎缺乏文化的尚武者更崇拜前者，而文官集团则强调后者。但也也不乏身份与信念交叉者。
究竟成王败寇与道二者应该如何取舍也相应成为长久讨论的话题。这里面当然蕴涵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根据我对辩证法的理解，成王败寇与道的取舍应该是不同时机、不同场合下的具体而为。比如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然应该以保存自己的为首要之务，成王败寇的观念应该在此刻压倒道义，否则就会丧失行道义的基础。毕竟一时不行道义不能说明就是没有道义。多少败者被后人耻笑为妇人之仁和缺乏斗争常识，这些都是在性命攸关之际还在讲道义的表现，诸如宋襄公之流（当然他比较极端，属于缺乏斗争常识的那种，相比之下项羽则往往在关键时候显得妇人之仁，比如鸿门宴和没有用尽刘邦父亲的作用）。但是彻底抛弃道义，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情景下都不择手段追求成王的人终究成不了王，而最终只能走向众叛亲离，比如陈友谅。
对于陈友谅这类失败，中国历史传统的解释乃是一种“一山还有一山高”理论。就是说，你陈友谅固然勇猛过人，但是你毕竟不是圈宇宙最勇猛的人，所以你单靠武力、追求权力不讲仁义必然遭到比你更强大的、更勇猛、更足智多谋者的打击而惨败。这种解释很早就有人提出，但实际上并不能阻止历史上有千千万万个陈友谅前仆后继；反而陷入了一种“成王败寇”的循环论证，即：失败者是因为他失败而成为寇，成功者是因为他成功所以为王。
为什么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还是让单纯的成王败寇观念在中国历史如此盛行呢？我觉得关键在于中国的这个“道”。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个“道”不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而是“道义”或者“天命”的意思。这就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的最高概念不是什么依附于逻辑、客观性和理性的规律；而是一种天生就和社会性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依附于强烈社会性的“道”根本就不是现象的对立面——抽象规律，而是一种社会学说、一种道德伦理学说。这种学说在君主集权的体制下迅速被扭曲成权力的辩护者，成为一种保障皇权万代的神秘天命学说，而这种天命学说成立的根基乃是对全国除皇帝以外人的愚化教育。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这种神秘的天命学说被皇帝以外的人识破那么就成为一个人人可以取而代之、人人可以利用的伪命题。
这样的神秘的“道”和一家一姓的万代江山一样不过是神话般的不朽。我且不说这样的愚化教育会随着一代江山的破灭而失败，就是江山万世一系也终免不了被旁人识破。因为人总是要死的，继承皇位者所受到的道统教育是谁给的呢？更多时候不是皇帝，而是这些帮助皇帝妖魔化原来的社会性“道学”来建立神秘皇权天命说的儒生。这些创立者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尚且很难说，更何况授之以太子的过程不免被太子识破学说的虚伪性。
不管怎么样，这样的神话随着一代天朝上国的破灭而破灭了。这种以社会性、道德性为外衣的“道”最终被全部接近权力的人所识破；其依附于皇权的属性被扩大成了一种功利主义，凡是有权力的人都可以拿来使用。“道”的一切虚伪的神秘性：正统、仁义忠孝、天人合一等等都被知识分子看穿了。什么是皇帝？有兵就是皇帝。“道”的信仰的粉碎使得现象与“道”的天平失去了平衡（尽管“道”根本不是现象的对立面，但是在中国的社会里也没有更合适的概念来充当客观逻辑的影子了），成王败寇的现象终于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奉行的权力法则。
成语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诗：“成王败寇漫相呼，直笔何人纵董狐。”
成王败寇的反义词
虽败犹荣：虽然失败了，但还是非常光荣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