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京城群情激愤，举国声讨，首先站出来的是京城的高官，并不是康有为等人，他只不过欺世盗名，忽悠了大众。
所谓的“公车”是汉代的官衙称谓，是指以车马接送举人进京赶考，后来多指举人。
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是这样描述公车上书这件事的：康有为在获悉签订《马关条约》之后，邀约1200多举人到松筠庵集会之后，连夜起草了长达14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提出了“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他反对18省1300多人联名上书，5月2日各地举人排着一里多长的队伍向都察院递交上书，但都察院以皇帝已在条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虽然上书没有成功，但却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等等。
好多的历史教材在描写公车上书都是引用康有为撰写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一书，其实并非是都察院拒收，而是康有为根本就没有呈上去。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自己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到手的功名就要取消，在权衡利益得失后他临阵退缩了，中了进士的康有为终于在京城混了个小小的六品官，那些公车上书的所谓政治主张早被他抛到了脑后。
而最早起来反对《马关条约》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有台湾巡抚唐景崧，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等及其他官员600多人，显然各级官员才是上书的主力军，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的举人也被调动起爱国热情，纷纷上书，按照清朝规定，举人是不能直接上奏的，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康有为最多是个积极参与者，他也只征集到80多举人的签名，而另一个举人陈景华却联合了280人共同签名。从4月30日一直到5月8日，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因此康有为所说的都察院拒收是不成立的。
尽管公车上书不是康有为组织的，但他却是获利最大的，他这个人会经营，懂得营销策略，三个月后康有为在上海《申报》连续刊登广告，以两毛大洋的价格出售他写的《公车上书记》，到了第七天他干脆打一折以两分的价格抛售，尽管赔本，但他却赚足了人气，人们都知道了是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混淆视听管他是否属实，从而假的也变成了真的。
1898年光绪发布诏书实行新政，五天后，光绪正式接见了康有为，安排他在总理事务衙门工作，仍然是个六品官，这也是仅有的一次接见。
那些历史书上、影视作品中所描述的光绪与康有为促膝谈心、共商国是的场景，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最早在朝廷上呼吁变法的是监察御史杨深秀，而具体执行的是在军机处任职的四个章京：杨瑞、刘光弟、谭嗣同、林旭，他们都被光绪授予四品衔，代皇上草拟新政的诏书，康有为只是一个六品的小官，显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用，更谈不上维新的领袖。
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是有私心的，他呼吁光绪帝维新变法的专门机构，由他及弟子梁启超、谭嗣同来掌管，但一直没有得到光绪的重视；康有为认为没能得到主持维新的权力是光绪无权，是慈禧太后在背后捣鬼，所以他要替光绪帝把权力夺回来，因此他就酝酿一场连光绪都不知道的政变，他让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带兵包围颐和园，来个围园杀后。
另外康有为还在英国人李提摩太的建议下，恳请光绪聘请退休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并且提出建立“中美英日合邦”的卖国大计，这一切都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
慈禧太后得知消息后先下手为强，处死了谭嗣同等六君子。
（提倡一夫一妻制的康有为妻妾成群）
极力主张策划政变的康有为在天津塘沽静观事态，他将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如果政变成功，他可以风光返京，抢占胜利果实，如果失败，他能迅速逃走，会有人替他死，真乃小人也。
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康有为手持假的衣袋诏在海外招摇撞骗，让人以为他就是光绪特派到海外搬兵救驾的钦差大臣，他甚至还把这个假密旨刊登在全世界的中文日报上，这让光绪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个假密诏彻底破坏了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让慈禧永远也不会原谅关系，关系被软禁起来，直至死去。
康有为就是一个投机分子，蹭热度，只是后来某些人把他圣人化了。